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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長林
王惕甫芑孫,短小精悍,善詩古文。乾隆戊申,召試舉人。屢試未售,終於江陰教諭。曾館睿恭王邸,王甚重其人。嘗隨王之灤陽、木蘭等處,詩愈遒勁。王稍有過,惕甫務厲色呵之,使冠帶謝過乃已。
〔清〕愛新覺羅·昭槤:《嘯亭雜錄》卷四
力匕
前言
王芑孫小像
王芑孫致王蘇札手跡
王芑孫,字念豐,號鐵夫,更號惕甫,又號楞伽山人、晚號樗隱老人、老鐵等,清江蘇省蘇州府長洲縣(今蘇州地區)人。王氏為明弘治、正德間名臣大學士王鏊十世孫,生長於經濟富庶、文化繁榮的吳中地區。幼穎異。既冠,補諸生,為學使嘉善謝墉所推重。繼而肄業於蘇州紫陽書院,深為院長長洲彭啟豐所激賞。其後諸城劉墉、南昌彭元瑞先後督學江蘇,亦皆蒙識拔,聲名藉藉諸生間。壯歲入京,先後館於富陽董誥、諸城劉墉、睿親王淳穎等公卿顯宦之府,頗受倚重。又與在京名流如法式善、洪亮吉、何道生、吳錫麒等詩酒唱和,聲氣極盛。中年南歸,曾任華亭縣教諭、候補國子監典簿;後應兩淮鹽運使曾燠所邀,主講真州樂儀書院凡七年。晚年歸里,杜門著述而終。芑孫為人生性簡傲,少可多否,與公卿若平交,故人以為狂。早懷經世之志,而豐才嗇遇,潦倒場屋。乃肆力於詩古文詞,以辭章之學享譽海內。當時已與洪亮吉、孫星衍等大家齊名。其友無錫秦瀛曾曰:「近數十年來,海內士大夫以詩古文名者不過數家,而王君惕甫以諸生拔起東南。雖終其身祇為一校官,晚歲杜門,連蹇以歿,而其名橫騖一世,光氣照耀,不可掩抑。世人稱之無異辭。」[1]庶幾可作其一生之定評。[2]按王芑孫之生平交遊以及在文學與書法上的成就,乃至對當時學風的批判,睢駿先生在其大作《王芑孫年譜》裏,已經做了精要的概括。另外,在《王芑孫研究》一書裏,睢駿又對惕甫之制行、著作與文學成就,做了更進一步的整理與介紹。[3]所以,以一個文人身分顯揚聲名於當世的惕甫先生,這兩部分量十足的研究成果,似乎已足夠讓後人了解其人其學了。但個人以為,除了芑孫的詩歌辭賦乃至古文之成就,需要被關注之外,他在詩歌文章的議論裏所透顯出來對當時學術現象的批判,以及這些批判背後所顯示出其個人對學問之道的見解,以及文人在堅持所學的同時,所顯現出的對人生道路的抉擇,都是清代中葉學壇的一篇大文章,不但顯示出惕甫與眾不同的人格特質,也反映了清代中葉學壇的複雜現象,卻是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解與重視。所以,本章撰作的目的,不在於強調作為一個堅持文士傳統與理念的惕甫先生,他的文學成就如何值得關注,其詩文風格有哪些特徵,在清代文學史上居於何等位置,而是想從惕甫詩文中大量的學術評論裏,鉤稽其探討學術優劣與人生蘄向的相關言論,然後置之於清代中葉的學術場域,用以剖析這些議論對惕甫個人以及對清代中葉以降學壇而言,有何意義存焉。
睢駿《王芑孫年譜》
力匕
二、對乾嘉漢學之批判
王芑孫《惕甫時文稿》書影
仔細分疏的話,清代中葉學壇上的漢宋之爭,表面上是經學與理學之爭,從學壇話語權爭奪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視為文士與經生之爭。原因不難推知,那些宋學護法,諸如桐城一系的方苞、姚鼐、陳用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等人,從立身處世至學術優劣的價值觀上,都是立足於宋學的,但他們對宋學的理解或研究,既難以企及清初的理學名臣,更遑論能比肩於朱子後學。不過就是自少浸淫時文,致力於文章之道,期能以文章名世。而又朱《注》爛熟於胸,在科舉角鬥場不斷的磨礪之下,宋學義理已內化到文章血脈之中,難以自拔。[4]與那些立志於重振漢學門庭,對科舉之學能自覺疏離的考據家們相比,可謂在覺醒之路上,被漢學家視之為守舊或是不學的代表。[5]
王芑孫基本上也是以宋學為價值觀,以文章表現其學識見地的傳統文士。所以他對新興的漢學考證風潮,有一種鮮明的敵意。在乾嘉之際,有這種敵意者並不乏其人,但有別於太平天國亂後的咸同之際,理學的支持者乘再起之勢,能對乾嘉漢學做清算式的批判。[6]在漢學光芒籠罩的乾嘉之際,即使堅持宋儒義理如桐城領袖姚鼐者,面對考據時仍是小心翼翼,充分尊重其價值。[7]能如王芑孫這般,對漢學幾乎是全盤否定,處處挖苦而又公開宣言的人,是相對少數的。更可貴的是,王芑孫批判漢學的言論背後,還有一條鮮明的治學道路與人生蘄向為之支撐,卻是其他人雖有觸及而罕能說清道明者。所以,首先要了解的是,他究竟是站在何種角度批判漢學考據?我們從他出以科舉功令對朱子學的維護,從他對漢宋優劣的取舍,對修身之道的堅持,從考據對詩文創作的妨害,以及對經世之志的堅持等方面的言論,都可以明顯感受到芑孫對漢學之風的厭惡情狀。但我們要關心的,並不是這些批判的言論如何精深有理據,而是這些批判背後的動力何在,這種對漢學顯示出厭惡之意的社會反應,究竟透露了王芑孫的哪些想法?顯示出哪些複雜的學術問題?有沒有具有普遍的意義?這些都是從王芑孫看似雜亂無序的批評裏,可以進一步挖掘與探討的課題。
先來看他為《四書通故》所寫的四篇〈自序〉。在〈論語通故自序〉中,他首先提到,國家著令以《四書》造士,雖然《論語》依朱子《集註》為式,不過邢氏、皇氏兩家之學,也是頒在學官,錄之《四庫》,官方的態度是希望天下學子能走博學鴻通之路,不要為一說所局限。然而學童大多只讀《集註》,於邢氏、皇氏之書或不皆讀,即使讀之者,又務尊漢以絀宋。他認為這兩種態度都是不對的,所以在華亭縣任職教諭的時候,出以科試之需要,就以兼通古訓要求受學者,然士多苦之。不得已,乃「取邢氏、皇氏二家之與朱子異同,及其旁引曲證溢於《集註》之外者,錄置上方,而其下悉仍《朱註》,不移其次,謂之《論語通故》。一開卷而漢、宋諸說,列然竝具,不待更端。盈尺之籍,縮歸片楮;一晝之讀,功抵兼旬。中人以下,靡歎望洋矣」。[8]這段文字,表面上是既然功令有所需求,他身為校官,職責所在,以故冶皇《疏》所載漢儒古訓與朱子之說於一編,以便於學子省覽。但實際上並不是這麼一回事,王芑孫對於這種漢、宋學合編的作為其實是甚為排斥的,因為文章中最重要的一段話是如此說的:
自古說《論語》,未有過於朱子者。朱子以前諸家,其義皆不敵朱子之精;朱子以後諸家,其言又不如朱子之簡。凡宋以前義訓,有宜存而不可廢者,《集註》固已采入。偶或棄遺,在朱子亦自有說,要所異同實無幾耳。[9]
既然在王芑孫看來,不論朱子之前之後,說《論語》者既不如朱子之精之簡,則所謂「一開卷而漢宋諸說,列然竝具」者,並非對漢人古義有什麼特別的認同,不過是為防考試之時,考官以漢學古義出題,恐學子無法作答,預為之備而已。以如此立場鮮明的觀點論朱子《集註》,我們可以推測他對頒邢《疏》在學官,錄皇《疏》入《四庫》之後,有心之士推動科舉變革的不以為然。[10]
王芑孫《惕甫時文稿》書影
再來看他的〈孟子通故自序〉。他說《孟子》舊註,在今唯趙氏一家入《正義》,孤行於世。惕甫既批評假託孫奭之名的邵武士人所作之《疏》〔即《孟子正義》〕為煩悶不可讀,又批評宋以前解《孟子》而其佚說見於他書者,即使廣其例以蒐之,在質量上皆不足與《論語》佚說相匹敵,使其蒐求無門。為此緣故,輟筆者數年。其後得闕里孔氏繙刊宋本趙氏《孟子章指》一書,[11]乃欲將趙氏之說被朱子《集註》所刪削者補足之。卻發現朱子存《論語》舊注無二三,獨於《孟子》錄趙岐《章句》者有十之七八,於是他有以下之體悟。他說:
方今士無賢愚,人人皆騖為漢學,每得一漢說,輒據以攻朱,而余自讀漢說,益以見朱子酌義之精,裁制之密,此可意得神會,而不容以口辯者也。[12]
事實上,在焦循《孟子正義》面世以前,漢儒的《孟子》舊注,如鄭玄、劉熙之說,或世久無傳,或寥寥殘瀋,且多與趙岐之說相同,無關出入。即使是陸贄曾為之序其音義所稱的陸善經之註,也差乎微而見絕,僅見於孫奭《孟子音義》[13]中所參引的舊說之中。而趙氏原書章別其指者,又多被《正義》刪併滅沒,幸藉孔氏繙刊獲覩完本。所以芑孫於《孟子通故》之撰,僅能擇取宜附者附之,如孫氏疏文中小有發明者,亦不以見鄙為三家村學究之說而廢之。換言之,就是認為除了朱《注》及朱子所援以為據的趙岐《章句》之外,《孟子》舊注實乏善可陳,可徵引者聊聊。而朱《注》高比例地迻錄趙岐《章句》之說,在惕甫看來,是朱子的酌義之精,裁制之密。此語既表示朱子對漢學具有高度的鑑別之力,也批評那些動輒據漢說以攻朱子之人,實未能深入朱子之學所導致。
再來看他的〈大學通故自序〉。觀芑孫之意,在於為朱子對《大學》移其章次,別加編定做辯護。按朱熹的《大學》改本,屢遭清儒詬病,[14]惕甫於此避而不談,反而強調朱子改本遠勝古本之價值。強調所謂今本,乃《四書》中之《大學》;而《四書》中之《大學》,自為程、朱一家言,其義理為程、朱一家之義理。且程、朱義理之學,實有畢世莫殫者。至於古本,則是《六經》中之《大學》。《六經》中《大學》,僅僅是先儒循誦襲傳之一篇,故所訓釋與他書等略,不具備特別的系統與涵義。然後下其結論說:
今本《大學》窮本反始,或童而習之,皓首不知其解;古本《大學》則中人以下,三日之課耳。[15]
芑孫分別二者之高下,豈止可以道里計之?既然惕甫指出朱子解《大學》之異在於經文,所以他認為若不能並列今本、古本,則二者異同之指不可見,於是他變其例而以經文大書,再用鄭《註》分疏其下,而孔《疏》煩碎,則刪取尤要者著之。至於無所引申而徒為冗長者弗錄,其目的雖說在欲以簡省以便於初學,也未嘗沒有隱藏著刊落漢唐注疏之心思在內。
從上述這一系列的論述裏,我們不難看出,王芑孫對漢學有一種本能的排斥。問題就來了,既然他對漢儒之說如此排斥,那為何他的《四書通故》又要在朱《注》之外,做融漢入宋的嘗試呢?原因已如上述,就是向現實妥協。就像他在〈論語通故自序〉裏提到的:「國家著令,以《四書》造士,《論語》用朱子《集註》,而邢氏、皇氏兩家之學,頒在學官,錄之《四庫》,蓋將博天下於鴻通之路,非局之一說也。」[16]即是點出了朱《注》已非當時試場唯一的標準。芑孫又說:「寫付家塾,作幼子嘉祿日課,區區晼晚,舐犢之私,傳業而已,無足問世。然芸生稟賦不同,敏鈍斯判,中人以下肄業及之,或亦听然有樂乎是耶。」[17]也就是說當時科第上有此要求,所以他不得不做出這樣的漢、宋結合,既是為課幼子,又冀望能對中人以下之理解《四書》,有所幫助。卻又心有不甘,以故在〈自序〉中,對漢學時時出以詈言。
王芑孫《惕甫時文稿》書影
再來看〈中庸通故自序〉,則已不只是站在科舉功令的立場上,論朱子之說優於漢人之言,而是從士大夫之氣節與立身行處之風氣,發其憂心之思。首先他指出義理之學至程、朱而達到極致,《中庸》是其中尤精粹者。元、明用其書取士,士之有立於世,未始不燦然光彩。然而,朱子之學傳承日久,出現了泥於古而不化,譾陋不達時務,甚至是圓滑的鄉愿之輩,於是有起而矯之者。所以漢學盛行於世之因,是近數十年來,一二聰明英杰,追尋鄭、許、賈、孔之說,旁稽湮墜,蒐獵殘賸所致。換言之,在他看來,漢學不過是斷簡零編,殘缺不全,不成體系的學問。其次,他說宋儒之學,必內諟其身心而外嚴於義利。然而自漢學之說興起後,天下士大夫的文章氣節、士大夫群體之間的風氣,卻是黯然下滑。所謂「風澤芳臭之間,概可覩矣」,[18]而這正是他對漢學的不滿與最憂心之處。接著,他提到自少至老對學術變遷的觀察與體會。指出少時所見耆艾年先,雖不皆醇儒,然猶拘文牽義而勿之敢肆。乃中歲所接高明之士,雖言著書滿家,而夷考其行,卻往往是嚮者拘牽之士所弗屑為。不難明白,那些著書滿家的高明之士,即是漢學家。在他看來,還不如他年少時所見拘守八股文義的老先生們。到了晚歲閒居,究觀漢學興盛始末,認為不過由塾師弇鄙不以古訓授學童,使聰明英杰者得傲以所不知而張其說。於是他剖析漢學之本質,指出:
今所謂漢學,不出東漢。東漢之世,崇尚《七典》,謂之內學,及其末造,亂亦由之。鄭雖魁儒,生乎其際,末繇自異。以漢之內學與宋之理學相提並論,而審其是非,擇其流弊之輕重,學者宜何處焉?余作《通故》,將為學者道古,而與講漢學者異指,後當有論其世而知之者夫。[19]
他指出所謂漢學,不過是東漢的讖緯之學,生乎其間的鄭玄,即使號為魁儒,也是末繇自異,高明不到哪裏。所以他要不煩其言地指出漢、宋之憂劣,要學者審其是非,慎處慎擇。不難看出,就算在《四書通故》中不得已加入漢人之說,也會將重點置於證身心性命之要,而不是爭論在點畫異同間。這是他操入室之矛,將為學者道古,而與講漢學者異指的目的之所在。
又芑孫嘗為門人上元戴衍善序其尊人戴祖啟之集,仍是以無得於身心行事批評為漢學者。其言曰:
自科舉之利興,士或不說學而荒於古,因之一二聰明才杰之子,奮以漢學自見。於是有惇學好古,終其生而惘然無得於身心、無見於行事者。彼其所謂漢學者,則真漢學矣。以為自古聖人賢人所以諟心修身治人之要在乎是,而學者決宜從事焉,則固未然也。先生述其家東原晚歲病困,自言生平讀書茫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烏虖!其亦可傷也已。夫所謂聰明才杰者,其所得未必人人果逮東原;即快然無憾於東原矣,而聞東原易簣之遺言,亦有瞿然自反,窅然自悲者乎?[20]
結合上一則記載而觀之,則自科舉之興後,士之不悅學而荒於古者,指出的是一個大現象,即士子僅對墨卷所及的程、朱經義感興趣,而對漢學經說義疏則十分陌生。另外一個小現象是,就比例而言,雖然有一二聰明才杰之子,奮以漢學自見,然此等惇學好古之士所謂漢學者,就算是真漢學,卻是終其生惘然無得於身心、無見於行事。而若以為自古聖人賢人所以諟心修身治人之要在此輩所謂之漢學,要求學者必須從事之,則事固未必然。至於文末所言東原晚年自述,不免令人想到其弟子段玉裁晚年所言專注於訓詁考據,「尋其枝葉,略其根本,老大無成」之自悔,[21]無非是以漢學家之現身說法,用以加強治漢學之弊的說服力。要之,芑孫此處漢、宋優劣之論,已由功令之所需更進一步到諟心、修身、治人之要。
再來看〈答陳石士書〉,則是由論治經之道及於漢學之弊,並明揭通經將以致用之旨,以及讀書人需有志經世之說,其實已觸及到他對經學本質的認識問題。在他看來,通經將以致用。而經生之業,內則以治身治心,外以達之行事而施於政。他將顧炎武之名言做概念上的轉換,雖是同樣認為古代所謂理學即經學,但更多的涵義是認為,古代之經學即理學。二者在概念之間,有主從之別。然後批評當今高談漢學者,不本於經,實即不本於理。卻只會以注疏為事業,盡其經術於紙上,舉凡口之所及,筆之所之,無一非經,退而觀其身之所行,則無一經也。所謂說經而經亡,正坐於此之故。[22]「至於舍治經之說而標舉身心,則近於道學。道學,一世之所惡聞也。去身心而言治經,其敝且又如是。」表示他對當時學壇現象的憂慮之意。原因無他,道學標舉身心,卻是為世所惡。然去身心而言治經,其敝又是使經術盡於口筆紙上,則學者又將何所是適?他感嘆於姚鼐以文壇宗主之身,亦未能悉去考訂,使其區區孤抱,無所質於當世,只能不主一說,唯據所聞,閉門自治,與當今天下學士大夫所見,固已寥闊。文末又感嘆今世讀書人,非無慨然自奮者。及其到官,輒便泯泯,淄澠不別,賢愚同貫,即是本原不立之故。[23]不難知曉,惕甫所言本原,指的是宋學所揭聖賢諟心、修身、治人之要。而在漢學,無以副之。
乾隆五十五年,芑孫有〈題王南陔紹蘭《困學說文圖》〉一詩。按王紹蘭為乾嘉間專以許、鄭為宗的學者。於《儀禮》、《說文》致力尤深,與芑孫為在京相識的詩友。然芑孫為其圖題詩,卻是借題發揮,痛批後生不善學,唯勤蒐斷簡,於吾儒身心之學日偷。詩在開宗明義即指出自身的立身蘄向,即願為韓、歐之儒以詩文傳世。且言若從古文字或小學相比較,韓、歐詩文之學自然比不過揚雄、劉向。但是在惕甫看來,小學不過是士人之一藝。何況若真欲精通古文字,則於古音之學亦必專精。然文字既遠,古音難求,唯藉等韻之術,效守溫字母之法,然後銷金泐石,點畫梨棗。卻又自我矛盾,異說相攻。芑孫自承:「吾年十五六,考訂逐謬悠。字書手蛇蚓,韻學口鉤輈。記醜日夸博,十讀十不侔。將欲著一書,半部可白頭。如醯雞入甕,無端自羈囚。久之忽有得,快若鷹脫韝。」[24]形容自己學為文字音韻之學,是如醯雞之入甕,可謂自投羅網。而後幡然悔悟,乃棄去之,其快若鷹脫韝。而後批評說:
近時二三公,倡導分陽秋。後生不善學,斷簡勤羅搜。動云周秦漢,辯鬨萃眾咻。廢此世亦治,安用爭喧啾。豈唯蟲魚注,直謂羔雁投。吾儒身心學,孤負日乃媮。但嗤不識字,不足為士憂。鄙人寡學術,甘作藏壑舟。[25]
他批評提倡小學之人,聳動聲氣,遺誤後學。又對舉世辯鬨喧啾,爭治此蟲魚之學以為進身之階,而不慮士風節操之寡喪的現象,感到憂心,卻又無力說服他人以轉移風氣,只能自嘲鄙人寡學術,甘作藏壑舟。不難想像,王芑孫在寫這首詩時,心中究竟有多大的寂寞。所以,當我們看到方東樹批評「漢學諸人,言言有據,字字有考,只向紙上與古人爭訓詁形聲,傳註駁難,援據群籍,證佐數百千條,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國家,了無益處,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26]時,我們應該用這樣的高度來理解,諸多批評的背後,還隱藏著一種對美好時光消逝後的追憶情懷。
王芑孫《惕甫時文稿》書影
另外,在王芑孫看來,漢學除了會對士節造成威脅,使士風日媮之外,也對詩歌的創作,帶來負面的影響。例如在覆書李驥元時,他對當時的古音之學,提出批判。認為漢學家窮究古音之學,不但無助於詩歌之創作,甚且有害。所謂:「自從秦漢後,元音失淳清。託命一韻書,學語空咿嚶。可憐號詩家,不敵候蟲鳴。於此講諧律,無異籥揣盲。」[27]即是強調上古元音,秦漢後已不傳,今人借助梵莢之擬音以逆推,所得不見得是正確的上古聲韻。又言:「比來小學盛,專務筆畫爭。究之終牴牾,審形罔辨名。辨名劇鉤輈,舌齶相拒撐。夸談亦何味,聊欲欺愚氓。吾儕不識字,但取大略明。譬之〈擊壤歌〉,寧期合咸英。要須便於口,較量熟與生。」[28]表示不取漢學家之夸談,而願取自然之節奏。所以對趙執信、洪昇以遍蒐唐人詩格律為基礎所作的《聲調譜》,頗有好評。以為雖看似平淺,實則極為精當。從芑孫對趙執信《聲調譜》的維護中,我們似可推知,頗有與翁方綱唱反調的意味。因為翁氏《小石帆亭著錄》對「神韻」的解釋,基本上就是以考據之法,在對王士禎「神韻」說的擴充與證明同時,也對趙執信的《聲調譜》提出嚴厲的批判。[29]
再來看〈盛百堂詩序〉,認為獨到為作詩之本,而譏諷漢學家作詩好用典故。他說:
往在泖東,以詩契余,蓋又有盛百堂灝元焉。??一言一句,婉約自將,綿綿乎其思以遠也,窅窅乎其深以至也。讀者一往,莫知其解,三復而與之無窮,恍然見才力之外,若別有一物以主之,其亦有風人之遺恉歟?何其移我情也。昔賢論《三百篇》,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正以羌無故實為獨到。夫獨到者,詩之本也。方今海宇殷盛,英流輩生,瑰絕特,才力所驅,飆馳電掣,雷動雲蒸,川岳崩砉,河漢倒流。往往山經海志,漢唐注疏,方言稗史,恣肆橫出,併在一篇,創古未。於詩之境固益拓矣,茍反諸其本,質諸以百堂之詩,要未知孰為近遠,此余所為拳拳不忘於百堂者也。[30]
所謂的「一言一句,婉約自將」,就是不以典故為依傍,而能「綿綿乎其思以遠」,「窅窅乎其深以至」,別有才力之外的風人之旨。而所謂風人之旨,就讀者而言,雖本事難明,卻可充分發揮自我理解與想像。所謂「讀者一往,莫知其解,三復而與之無窮」者。他雖然以聳動的語句稱述英流輩生之瓌瑰絕特,但對他們將山經海志,漢唐注疏,乃至方言稗史併在一篇,以騁其才力,相當不以為然,故諷之以創古未覩。以為於詩之境固益開拓,若反諸作詩講究獨到之本質,則不知較之百堂之詩,孰為近遠。顯然,他對漢學家騁其才力,喜好用典的作詩風格,即所謂的學人之詩,是相當不以為然的。
再來看他回覆同為咸安宮教習的史炳所贈之作,對孫星衍之泥於漢學,頗有批評之意。詩中言《周髀算經》所載九章算數的句股之術,本為聖王之制,當其時無人不知,能者且能本末兼備。其後漢家崇讖緯,汨亂天人之序,持之以說災祥,導致篡偽之禍。經後王禁斷,此學乃墜,自宋已絕其傳。然而曆書參差,師儒鬨議,其後傳以西法。而國朝梅文鼎等人,又悉將方外之言,傅以經生之義,遂使此學大昌明。[31]他恭維能治此學的史氏說:「君今遽披豁,此學當有寄。」接著話鋒一轉,對泥古之儒,提出嚴厲批評:
小夫多泥古,好與漢儒比。此事後勝前,萬古化蟲臂。堯、舜居此時,必學聖清治。〈堯典〉授時言,塗改無一字。何古之足授,吷若劍首吹。並世有一孫謂淵如,文章致覃粹。亦頗講天官,無奈漢之嗜。[32]
按孫星衍的天文學知識,在當時即有不少人提出質疑。如其《問字堂集》中〈太陰考〉與〈日纏考〉諸文,力闢歲差之說,即招章學誠之批評。[33]另外,孫氏《平津館文稿》卷下有〈釋方〉一篇,力闢歲差之說與地圓之論。其言曰:「自地圓之說行,則重圓而毀方;自歲差之說行,指分秒以求天地之差忒,則小過足以累賢才,吾懼世道人心之去古日遠也。」[34]按地圓說本為先秦古義,《大戴禮記》有〈曾子天圓篇〉,已闡發此義,雖支持者不多,然在傳統中國,並非稀見之論。迄清初劉獻廷著《廣陽雜記》,將地圓之說歸功於利瑪竇之傳授,而為本土派漢學家所不喜。[35]所以孫星衍之論,與其說是嚴謹的學術討論,不如說是他身為漢學家的本位主義。即是對古義的護惜之心導致對方外之說的排斥,所謂的「吾懼世道人心之去古日遠也」,反映的正是這種心情。龔自珍贈詩丁履恒所說的「近今算學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讎」,[36]形容的也正是孫星衍反對西人天文曆算之學的立場。[37]
睢駿《王芑孫年譜》書影
最後,再以王芑孫為孫星衍題《蒼頡造字圖》,作為本節之結束。據睢駿《王芑孫年譜》所載,乾隆六十年乙卯,芑孫四十一歲。於閏二月二十八日,應孫星衍之招,同吳錫麒、毛大瀛、張問安、張問陶、徐嵩、徐明理,小集孫氏櫻桃傳舍。先是,曾為星衍題《蒼頡造字圖》,勸其姑置小學,專意經世。[38]今觀其詩曰:
天下講《說文》,而我不識字。把君《造字圖》,援筆一兒戲。自從頡籀來,書體幾同異。今人爭點畫,天地入蟲臂。可憐無字處,傍徨聖心寄。??濟世事尚多,斯民艱飯糒。饑腸試諷書,學童諒不至。君當出司牧,此學盍姑置。[39]
此戲作之詩雖文字淺顯而寓意頗深,先言以《說文》為代表的古文字之學,自造字以來,書體幾經同異,今人所爭,只在點畫間的些微差異,把學問的天地局限在蟲魚之學裏,而聖人之道,卻非字形筆畫可寄託。他提醒孫星衍,既然將為司牧之官,就應多關心民瘼,而不應將精力浪費在蟲魚之學。所謂「濟世事尚多,斯民艱飯糒。饑腸試諷書,學童諒不至」。吾人皆知,袁枚曾稱呼孫星衍為天下奇才,這當然不是指他的考據事業,而是稱許他的詩文。對於孫星衍轉向考據之業,袁枚頗不以為然,屢致書規勸,最後竟稱其才竟不奇矣,以為不得不歸咎於考據,勸他不要趨風氣,應慎所選擇。[40]雖然勸諫之目的不相同,但王芑孫與袁枚都勸孫星衍不要泥於考據之業。這之間透顯出來的消息頗堪玩味,雖然王芑孫在文章之業上,對袁枚頗多微辭,[41]但在應對考據的態度上,兩人卻是一致反對。這似乎可以說明,文人不但自有一套學問標準,也自有一種生命蘄向。關於這兩部分,且觀第三、四節之分疏。
王芑孫《惕甫時文稿》書影
力匕
三、古之學愈於今之術
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書影
從上一節的討論裏,我們可以看到,王芑孫對漢學的反對,是全方位的。他既對科舉考試融入漢學之說不以為然,也對朱子經說出以崇高的敬意。他認為學者該做的是諟心、修身、治人的學問,而痛感於天下士節之喪與士風之敗壞。連對漢學家好以典故入詩,好以漢法比附西學,都出以諷刺之言,而寄望學者能關心民瘼,存經世之志。可以說,他對漢學的批評,不是從學理本身之探討入手,想要對漢學盡其拾遺補闕之功,而是對此新興風潮充滿敵意,有種想去之後快,卻又力有不逮的恨憾之慨。換言之,漢學在他看來,是邪說新起,污染了他心中所堅持的世界觀。在他心目中,別有相傳久遠的學問之途與所欲追求的生活情境。這些是他亟欲保留卻又無可奈何其日漸消逝的遺憾,從他眾多的文字裏,我們很容易捕捉到這種心情。
在許多文字裏,芑孫都不吝表示對漢學這種新學風的側目之意。所謂「近來漢學日縱橫,老輩荒疏怕後生」,[42]就是這種心情的寫照。在〈答張鱸江書〉裏,惕甫批評說:「今天下不乏奇才異能,其議論日益高,考訂日益博,及按其行事,輒令人索然意盡,則其學皆身外之學,而其文亦紙上之文耳。區區微尚,實與逕庭。十餘年來,閉門獨塊,莫可與言。」[43]文中表現的心情,與上述答陳用光之書,略無二致。再來看他寫給唐鑑的詩歌,唐鑑是他的好友唐仲冕的哲嗣,可以稱得上是清代中葉真正的理學家。《清史列傳》說他生平學宗朱子,篤信謹守,無稍依違。[44]在詩中,惕甫將古今之異作為其論述之基礎。詩言:
昔士貴虛中,今人喜彪外。讀書豈不佳,所讀亦分派。唯彼著錄家,瑣屑拾殘壞。一名數萬言,箋釋困拘隘。或有辭章流,漁獵騁雄快。多算勝少算,求益等賣菜。誰從疑似間,別白見真界。默而好深湛,久之溢奇怪。炯有載道心,始免翫物誡。[45]
夫子曾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芑孫所諷今人喜彪外者,指的是讀書治學不在修身治心,而在炫耀博學,所謂身外之學,紙上之文耳。他承認今人善讀書,可惜走錯了道路。其中有一類著錄家,專蒐斷簡零編,勤於疏證,一名數萬言,此等學問,乃被箋釋所拘困;又有一種辭章家,漁獵漢學知識,堆砌辭句,著述輕易,以量取勝,然後用干公侯,等若賣菜。他嘆道無能挽此歪風,使別白而見真界。只能默退為深湛之思,卻被目為異類。他勉勵唐鑑,要炯有載道之心,始能免於翫物之誡。
另外,在〈送楊西禾進士倫之任江西貴溪縣〉一詩裏,芑孫如此言道:
大雅久不作,文人抑何眾。考辨生異同,譚詞日高縱。家家書康成,字字證叔重。粉蠹豈知書,醯雞不離甕。舍是言性靈,聊思愜吟諷。昔軌均破除,天姿自娛弄。闖然偶一得,語道若占夢。[46]
家家書康成,字字證叔重。這是芑孫當日之感受,本不必筆者多再強調。[47]重點是此康成、叔重之學,使學子如粉蠹醯雞,用此術發為詩歌,亦只是茍合吟諷之格律,徒以豐富辭藻為堆砌而捨棄詩歌性靈之本質。這就是他大嘆「大雅久不作,文人抑何眾。考辨生異同,譚詞日高縱」的原因;也是他憂慮「昔軌均破除,天姿自娛弄。闖然偶一得,語道若占夢」的緣故。「大雅久不作,昔軌均破除」的感嘆背後,清楚地看到芑孫的學問意識裏,自有一條迥別於新起漢學而傳之久遠的古人治學之道。
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書影
需要說明的是,「道」這個字,對芑孫這般文人而言,其涵義廣泛而且複雜,宋儒所揭天人性命之旨,當然是其認可之一端。不過他雖尊重朱子且替宋學辯護,也強調以理學護持身心,然本身實非專治宋學的理學家,只可謂治儒者恆言,習於泛覽多聞的博通文士。例如他有詩云:「文章至韓子,學問如晦蓭。今人妄詆譏,橫騖恐絓驂。從來絕續交,儒者身荷擔。孰能棄瑣碎,一氣成該含。」[48]我們不應只將他視為文效韓愈、學宗朱子而已,而應看到他以韓、朱二人為古來文章與學問代表。所以,對惕甫這種文人而言,「道」是合文章與學問為一的。「道」的更圓融涵義,應該就是延續他的久遠先輩們,如韓、柳、歐、蘇一貫行之地效仿馬、班以下,以儒家恆言為創作之共同準則,將包含從經史與漢魏辭賦中所學到的義理史識融為一爐,並透過詩歌文章表現出來的見識與體會。今觀芑孫有〈三宿齋雜題十首〉,其中有言:「漢學世所尚,唐文人莫知。願持賈、孔義,追取馬、班辭。」觀其意,蓋謂欲融漢人經義入唐人文章,或者用班、馬文辭表現賈、孔義疏。總之,是欲將經義史識融入文章之意,而這就是他一直堅持且效法的所謂古之學。[49]吳錫麒說:「吾友王君惕甫,經術專家,文章名世。」[50]這句話應解為王芑孫是以經術文章名世的專家。這樣形容王惕甫,顯然不是客套之語,而是理解王芑孫能如上述筆者所謂,能融漢人經義入唐人文章,或者用班、馬文辭表現賈、孔義疏之意。正如同章實齋認為從文史入之學入手,可以求得古人之道一樣。[51]芑孫從文章之學入手,一樣可以企及文人所追求的「道」。換言之,「道」不只是儒家義理本身,還包括表現儒家義理的治經史之法與詩文創作之軌轍。籠統言之,「道」既蘊藏也兼包在詩歌文章之中。來看他的好朋友石韞玉所作的〈寄和惕甫〉:
道在天地間,頻遭學者蠹。始緣標榜心,漸入膏肓痼。??方今著述家,僂指不知數。夜郎各自尊,雄辯無慚怖。椎輪尚無方,動曰顯慶輅。談藝薄曹劉,述史傲遷固。紛挐金石牋,瑣碎蟲魚注。誰將苦海航,引之登覺路。[52]
需要再一次強調的是,雖然王芑孫對宋儒之學表現出足夠的敬意,但我們很難把石韞玉在〈寄和惕甫〉這首詩裏所揭出的,和王惕甫有一樣的共識且亟欲護持的「道」,只局限在宋儒的義理這一端,頂多只能說宋儒之道,也包涵在他們所言之「道」這個大概念底下。石韞玉想說的是,他們這些文人所護持的,廣泛表現在天地間而用文章表現出來的「道」,不斷地被新起之術所腐蝕。而且這一現象,是日形嚴重,有漸入膏肓之勢。他感慨方今著述之家,多不勝數。卻是夜郎自大,只會以學識壓人,內心卻毫無自省之力。所作多粗淺,卻自號為精到,如椎輪(無輻條的車輪)之原始,卻自誇為大輅(顯慶輅,又稱玉輅)。然後指點江山,不可一世。論詩歌則鄙視漢末三國,講史學則自詡超班趕馬。但所做的學問,不過拿金石殘拓,競作蟲魚箋注。他高喊:「誰將苦海航,引之登覺路。」認定漢學家之治學創作已歧其途,而盼望有人能做迷航之引。我們很難不聯想到像他這類人在乾、嘉之際的詩壇文壇上,在面對漢學家薰天聲勢時,所面對的挫折。而在遭鄙視之後的反擊,也總會有自以為掌握學問文章之道,並指摘批評者皆入迷途,且急於尋找同道之人相互取暖的反芻心理。但事實上,像他們這種想預流而不能入流的詩文之士,不管在當時或後世的漢學語境裏,評價都不高。[53]
但我們並不能因為漢學家對他們的鄙視,就忽略他們堅持自身所學的意義。因為,這是一種原則性的堅持,是對自身所持之「道」,以及對已行之久遠的此一傳承「道」的學問之堅持。再回頭來看芑孫對漢學入侵科舉的憂慮,以為漢學考證,不過是譁眾取寵的今之術。他說:
自近五百年,士用時文之術決科取名,無事讀書。比者考證之說興,學者多尊信鄭康成、許叔重,又旁獵漢人雜說。雖其不能讀書者,亦必蒐求斷爛,東鈔西撮,以具攻宋儒之資,而不能無事於書矣。然其所以讀之之意,則猶之乎決科取名者也。孟子之言讀書,在乎論其世、知其人。漢以後言讀書者,或實事求是,或默識其要,或略觀大義,或不為章句。其操術不同,要與今人讀之者異。曉巖不憾其不得於試,又且有樂於讀書,其將由乎今之術以譁眾取寵耶?抑果反身求志,默然追古人不言之隱,而從之千載以上耶?予既十試十不第,將歸與鄉人士君子如曉巖輩者讀書,遂書之以為記。[54]
張舜徽在讀到王氏這一段「古之學」與「今之術」對舉文字時,曾有如是之評:「凡所規切,深中當時學者病痛,殆與姚鼐、翁方綱之言桴鼓相應矣。而思有以轉移一時之風氣,固卓然有守之士也。」[55]需要說明的是,芑孫指斥當時治學風尚,實有翁、姚二氏所不及道者。姚氏之說已前見,翁氏之見稍後論及。另外,我們雖能反覆看到,芑孫對於以時文之術決科名,使士無事於讀書這一現象的不滿。但我們更應理解,他所認定的解決方法並不是漢學考據之術。同時,這一段文字再度印證了筆者上一節所說,惕甫在其《四書通故》裏為何要加入漢儒之說,就在於當時治漢學者已在科場上取得立足之地。所治之漢儒經說,同樣可在科場上發揮,芑孫所言「其所以讀之之意,則猶之乎決科取名者也」,正是此意。這一現象,卻不是他所樂意見到的。否則他也不會說「《爾雅》如牛毛,《說文》若棼絲。捃摭到場屋,經義不可治。誰能斤運風,一手摧陷之」。[56]
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書影
但我們更要注意的是,惕甫揭舉的孟子所言讀書,在於論其世、知其人的治學原則。在他看來,漢以後言讀書之目的,或者實事求是,或者默識其要,或是略觀大義,或是不為章句。雖操持之術不同,但重要的是與今人讀書之目的不同。他期許表弟宋庭弼能不為今之術以譁眾取寵,而能反身求志,默然追古人不言之隱,而從之千載以上。[57]而所謂今之術者,從其論述語境不難看出,即是藉康成、叔重之經說,又旁獵漢人雜說,蒐求斷爛,東鈔西撮,以攻宋儒者;而追跡古人千載以上者,就是孟子所言知人論世的讀書目的。而他要護持的,正是這種傳之久遠的古之學,而不是蟲魚餖飣,以攻宋儒為尚的今之術。
如上所述,惕甫認為漢以後言讀書者,與今人讀書之目的不同。所以,他對那些能秉持古人讀書之道,為古人之學的著作,就特別的讚賞。例如在嘉慶三年()八月,他為過元旼《廿一史言行錄》寫序,對過氏能做為己之學,就不吝褒美。在文中,他以鮮明的對比意識,強調古之學與今之術之優劣。前者是像過元旼這樣,治學在反求於身心,其多識前言往行之目的,不過在默自約飭,以期寡過。所謂「要其本指,不外於自治而已」,[58]這是芑孫所極力維護的古之學。然而當世之為史學者,若非求之名物度數,瑣碎於異同之間,就是求於治亂安危之迹,摭尋其成敗之際。然瑣碎異同者,常自附於考訂之家;而摭尋成敗者,又詭稱以經濟之學。問題是名物度數不可勝窮,其異同亦不可勝辨。至於言經濟之學,若非有實務之憑藉,亦難見其端緒。他認為古人之學,未有無得於身心者。也唯有言行本諸身心,且為治亂安危之所從出者,才是為學的正途。為此,他推許過元旼之書:
蒐采極博,而一歸於自治。使夫讀之者隨其高下深淺窮達之所之,而咸有以致其學,不誠有合於古聖賢所以立左、右史,而為之記言、記動之心也哉![59]
換言之,對於治史而瑣碎於名物制度之考證,或摭尋於成敗詭言經濟者,芑孫都採保留的態度。而唯有自治其身,以見治亂安危之所從出者,才是他所認定正確的治學之道。
再來看芑孫為其門人何其偉的授業師所寫〈莊蒓川《十國宮詞》序〉,文中表達了對歐陽修史學的高度讚賞,以其能「以史寓詩」也。其言曰:
其《十國宮詞》之首曰歐陽《五代史》,創例從離析亂中,引繩截界,以為〈十國世家年表〉,不數千言而十國之興衰起仆,始末瞭然。??余嘗歎為文章之極,而世或謂其詳未逮薛史。今薛史復出,餘姚邵二雲學士補其闕,又加詳焉,然其所為不如歐史者自在也。蓋歐公以《小雅》念亂之憂,示風人綦巾之樂,變詩義為史法,故讀其史,杳然詩心焉。薛史則徒紀事焉而已。宮詞之體,詩也,而有繫乎史者也。??川其將盤桓風月,以詩送老,抑將追從曩古,極論天人之際,綜合諸史,橫豎鉤貫,以上尋《詩》、《春秋》所繇絕續之緒,卓然著書以自名于後耶?[60]
按二十五史中,《新唐書》與《新五代史》因為是相對於舊史之新撰,尤其主撰者又同為歐陽修,難免引起學界的比較與批評。以《新五代史》來講,清人如顧炎武、王鳴盛、錢大昕、章學誠、章太炎等人都批評歐陽修迂腐,譏其著史不重視史實之探討,反而效《春秋》之褒貶,好發議論,實非稱職史家所應為。[61]然而惕甫卻是以文章之極稱譽歐陽修此書,並對學界評價其書不逮薛居正《舊五代史》之詳感到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即使薛史有了邵晉涵之增補而更加詳盡,但還是不如歐陽修之撰。因為薛史徒記事焉而已,而歐公卻能變詩義為史法。所謂「以《小雅》念亂之憂,示風人綦巾之樂」,譬喻的是歐陽修能將《詩經》的風人之旨鎔鑄到史學撰作當中,使後人讀其史,杳然覩詩心焉。孟子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故詩心者,即是存亡絕續之感懷。他勉勵莊蒓川不應只是盤桓風月,以詩送老。而應追從曩古,極論天人之際,以上尋《詩》、《春秋》所以絕續之緒。
換言之,王芑孫的史學觀念與當時漢學家實事求是的精神並不同調,他在意的是史學能如《春秋》之褒貶。此一態度,正是漢學家治史之大忌。[62]但是漢學家的以考證之法治史,在王惕甫看來,卻是誤入歧途的作為。在〈題蔣蔣山茂才徵蔚《雨窻讀史圖》〉中,芑孫對於與對方相見的情景,有一番描繪。他說:「〔蔣徵蔚〕無奈耳酷聾,一語肩百拍。對談苦迷悶,手語通點畫。」為何會如此呢?因為對方既嫻熟史例,又喜疏證經籍。然所為之法,是「刊訛削眾紛,援證驚創獲」,那必然是「閉門據藜牀,終歲坐弗易」,使自己最後形容枯槁,耳聾又咳嗽不止。他因此而發出感嘆,強調今人之學的危害。他說:
讀書良自佳,願勿讀之賾。今人唯考據,先儒克由繹。考據騁虛能,由繹味實得。誠期悅諸心,安用抵彼隙。篤志謝浮華,博觀待精擇。旁羅千萬言,略取二三策。為文要深醇,如律戒刻覈。不佞抱空疏,孤行苐憑臆。並世多賢豪,同異聽指摘。震旦利聞根,真言亂重譯。頗怪周、孔書,亦復困箋釋。[63]
他認為讀書是要讓自己內心愉悅,而不是終日探賾索隱,鑿之使深。今之人讀書尚考據之法,雖能於紛繁瑣碎中見條理,但所騁仍是虛能。要有如古人般讀書施展才華,才能體會學問的真實滋味。所以他勉勵蔣徵蔚讀書治學要期於悅諸心,不要乘隙於紛煩亂簡之間。要能謝浮華之思,不要誤隨風會,還要能博觀精擇,即使旁羅千萬言,亦無妨僅取二三策。至於為文要深醇,則義法須講求。芑孫強調他自行其道,若與並世豪賢所見有異同,亦任其指摘而不顧。他感嘆周孔之書困於箋釋,就像西來佛經,毀於一再重譯。最後,他因蔣氏沉迷於漢學,終日坐困,導致耳聾失聰,故提醒蔣氏要提防用功過度使額頭生瘡,腳氣上揚。惕甫從漢學家的形容枯槁、身心兩竭反過來批評他們所治之業,雖然二者沒有必然的內在邏輯,但他的用心很清楚,就是嘲笑漢學家做的不但是無用之工,反而讓自己生氣全無,性靈遠離。
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書影
再來看他的〈汧澼百金方序〉,《汧澼百金方》是清初一位匿名的有才之士所寫的兵家之書,作者「自言得明人書二種刪併成之,雖非古書,而平實簡要,坐而言皆可起而行」。[64]芑孫認為這點很重要,因為像這種講究行軍作戰之法的書籍,當然是時代愈近愈好。由此又引出他一番議論,說:
近世士大夫以科目進,其精力盡於時文,不知讀書。其間有讀書者,則又湛溺於訓詁考訂之間。高譚漢學,老死卷軸。與之言兵,斷斷必出於《素書》、《黃石》、《握奇》、《太白陰經》,微文奧義,駴智驚愚,而通於古者窒於今,長於論者短於用。一旦臨事,其為錯愕周章,五色無主,均也。誠能即是書而反覆討論之,縱未必諧機應節,悉合權宜。要之錯手有從,隨材規畫,非無少濟。抑何至登城墮魄,聞陣喪心,見嗤於揭竿之徒,流誚於縫掖之士哉![65]
將《汧澼百金方》反覆討論之後,上之是否能諧機應節,悉合權宜;下之是否能錯手有從,隨材規畫,使不至於登城墮魄,聞陣喪心,見嗤於揭竿之徒,流誚於縫掖之士。王芑孫自己說來,也是充滿疑似之詞。但他至少認為好過於那些高譚漢學,老死卷軸之人所言兵事,因為他們講來講去無非《素書》、《黃石》、《握奇》、《太白陰經》這等古老無用的紙上學問。
需要辯證的是,芑孫所諷刺的今之術,講的都是古老的學問,而他所強調的古之學,其精神在於能通古知今,且考古者略,講今者詳。在〈大清一統志表序〉中,他如此表示:
古之學者,方物、出謀、發慮,莫不通知古今。其大要考諸古者略,講於今者詳。司徒十有二教,其十曰「以世事教能」。樂正崇四術,今所謂《詩》、《書》、《禮》、《樂》,在當時不過本朝掌故。士無讀書而不識時務者,亦無好為吏而不說學者。及其衰,然後高譚荒古,而神農、黃帝之言以出。夫其為神農、黃帝之言,宜非漫然,必持之有故而據之有說,無疑也。然而聖賢者辭而闢之,則固不專以篤古為長。聖賢之學,有所稽諸古,亦有所效於今耳。[66]
張舜徽謂:「此言學貴知今,甚為有識。而其意實自《亭林遺書》中推衍而出,足以啟牖學者,不蹈襲聾瞽陸沉之失,自是一時藥石也。」[67]其言良是,然亦須明白芑孫之所以有如此言論,是他心目中有揮之不去,時時在意的他者,即是漢學考據泥古之風潮。
從以上的論述裏,我們可以看得出惕甫想要走出一條與漢學考據不同的讀書與治學道路出來。簡單而言,除了上述已揭要有不泥於古而貴於今的識見之外,更要貴心得與多讀書,才能不作耳食之言。芑孫曾致信姚鼐,有如下之言:
仲冬三日,得手復,尋繹累日,欣悚無量。《九經說》舊所嘗讀,今得最後定本,尤見先生耄學之勤,其中所得,皆心得也。其為辭,達意而止,不似他家動為不急之辨,無謂之爭。自是德人緒言,非經師所及。[68]
在信中,芑孫看重的是姬傳先生治經的自有心得,以及著述之辭達意而止,不似他家動為不急之辨,無謂之爭。認為是以道自治者的德人緒言,非耗精力於章句注疏的經師所能及。
所謂「學圃豈鬥場,漢、宋罔不宜。要之必己出,始以毋自欺。」[69]正因為芑孫力求為學要能貴有心得,所以他要求子弟學生要能多讀書。多讀書之意,不只是廣泛涉獵而已,還要有不立門戶的見識。芑孫有言曰:「君從濂、洛問絕學,嗟我流宕風中花。孰尊漢學孰尊宋,小儒辯哄鵲打鴉。生平不耐立異同,禰衡大罵鼓怒撾。君誠不棄相倡答,太音共聽笙吹媧。」[70]指出葉繼雯專精濂、洛之學,而謙稱自己性愛獵奇而學無所主;又認為尊漢尊宋只是小儒之辯哄,他頗不耐這種漢、宋爭場,笑稱自己對此現象是如禰衡之大罵鼓怒撾。
換言之,芑孫看不慣的是漢學家在知識範圍與學術方法上,這種只研經疏只言考據的自我設限之治學形態。所以他提出的對治之法就是多讀書。所謂的多讀書,指的是沒有閱讀範圍的自我設限,不限定學術方法以自我拘束,是一種對知識的多方吸收融會後,以自身獨特的見解表現出來的治學態度。例如在〈太平寰宇記補闕序〉裏,芑孫有一段算是夫子自道之言,卻也可以看出他對自己廣泛閱讀所形成之識見的自負。他說:
曩閩縣龔君景瀚在京師,劇談地理之學。予不好考訂,而於地理書尤疏,因謂龔君何不注班書〈地理志〉。班〈志〉不獨詳古今沿革,併其形勝、風澤、遷流之所以而著之。作史者稟其法,說經者援為詁,不較勝他書之專固乎!龔君曰:「然哉!子雖不講考訂,非數十年讀書,不能作是語矣。」[71]
這是芑孫對班固《漢書.地理志》在學術價值上的理解。當時漢學家於地理之學,亦好以考據之法行之,如洪亮吉即以地理考證之學聞名於乾、嘉間,為此而招致王芑孫的側目(詳第四節)。所以,王芑孫要龔海峰注解《漢書.地理志》的建議,展現的是不同於考據家的思維。他認為班〈志〉既詳於古今沿革,而且對其形勝、風澤、遷流之所以然者一併著之。如此的撰作方法,不但後世史書沿其體,〈地理志〉所載典實抑且常為說經者援以為證,所以相較於其他地理書籍之性質單一,不如注解《漢書.地理志》為上。可以看得出來,芑孫對《漢書.地理志》的理解是一種綜合性的認知,而這也是得力於他平日廣泛閱讀所形成的識見才能有此見解。所以龔海峰才會頗以為然,並稱許說:「子雖不講考訂,非數十年讀書,不能作是語矣。」
正因為他對一己治學之道的自信,所以芑孫在許多酬贈序跋與提點學生後輩治學為文的文字裏,常會出現多讀書不要自我設限以期自得的要求。如其族弟王鎏載惕甫之言曰:
先生嘗語余:「為學或從漢學入,或從宋學入,但多讀書,久之則古人爭來餉我。其自得非可以言喻也。」??又曰:「文以載道,平日修身飭行,是其根本。空言經訓,尚非探源之論。」[72]
這一則記載很貼切地反映出筆者上述的觀點。所謂為學或從漢學入,或從宋學入,指的是不要紛囂於門戶之見,漢、宋之學問皆可學習吸收,只要專心學問,多方閱讀,自然會有心得。當然,從文章家的角度來看,文以載道,須修身以副之,若只是對經訓做紙上之探討,則非有本之學。換言之,他對漢學家專注於知識性的經疏考索,而忽略了為學重在修身這一環,還是持反對意見的。再來看他如何提點族弟作詩。其言:
嚴滄浪言:「以詩入詩,最是凡境。」少陵言:「讀破萬卷。」自古詩人能自立家,未有不多讀書者。孫權之謂呂蒙、蔣欽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耳。」蓋多讀書,則天地民物之故,禮樂刑政之繁,大而典法,密而身心,上之鬼神與謀,下之託喻草木,載籍極博,皆有以入吾心之空曲隱微而達其神智。夫詩亦神智之苗也。當其讀書,豈為作詩?而詩之所作,必有不求異而自異者。??夫其學可以會古今之變,則凡所自見於天下後世,固將不止於詩,而於為詩之志,愉快又孰甚焉。[73]
從這裏更能明顯看出芑孫的為學之道是多涉獵以見往事,以增見識,而不只是如經學博士之專治一經,更不是考據家只埋頭在經疏的縫隙裏瑣碎糾謬。他強調要多讀書,才能理解天地民物之故,禮樂刑政之繁,其大者至國家法典,其密者內至身心,既要能究乎天人之際,也要能託草木以諷喻。而且古今載籍極為廣博,多方閱讀,能讓心有所領會而達到更高層次的見解。即使是作詩,也認為要多讀書才能有自己的特色,必有不求異而自異者。總之,芑孫認為盡力學問多方閱讀可以讓人識見高遠,能會通古今之變。能優為之,則使自己自見於天下後世者,將不止於所為詩而已。所以他稱許唐仲冕雖在仕宦之間而不廢學,且「學進詩亦與之進」,「能縱所好於讀書,以立其為詩之本,而多其為詩之助」。[74]但如此詩論,與學人之詩的見解仍稍有不同。原因無他,若以多讀書況以顧炎武之採山為銅,則芑孫之說類似已鑄出銅錢,而漢學家的學人之詩,大概只煉出銅錠。所以芑孫之說,相較於漢學家的學人之詩,在於多了一番鎔鑄之功。[75]伊秉綬稱贊惕甫,說他「君學本綜博,百鍊歸一醇」,[76]要亦稱許他治學能從廣泛涉獵之中,鎔鑄新見。再來看欽善記錄惕甫言作詩之心得。他說:
詩為雅人深致,不宜太淺,亦不可艱深。卷中無此二病,天姿之高也。近體情韻綿長,古體軒豁通脫,又時有遠心曠度。至於下語合度,用字的當,氣之渾厚,格律之閎深,此卻不可專以詩求,宜多讀書,為力爭上遊法。嚴滄浪云:「以詩入詩,最是凡境。」近人或不講於此,故詩法雖佳,只是有句無篇,在作者往往通篇一氣。此是上等根器,願終此學,弗以孤弦自沮。不佞無足道,平生號為少可多否,未嘗浪許人。幸自珍重,莫相負也。嘉慶戊午三月十七,燈下。自雲間書院歸,讀之快然,因記。[77]
惕甫對欽善詩歌優劣之評點,可以不論。但要注意的是,他對作詩與多讀書之間的辯證。換言之,詩要寫得好,徒講究作詩之法是不夠的,若閱讀不夠,知識面不夠廣,則是根本已失,難於大成。所以,在寫給何道生的詩裏,他道出如下心得之言。他說:
文章一微塵,萬古悲淚海。《詩》緣發憤作,《易》有憂患在。和平動神聽,婉約稽聖載。士以文載心,於中寓真宰。見心不見字,字字獻神采。古今旦暮耳,綿渺若相待。自非讀書多,何以實其腹。妙處不關書,無書苦磽确。典墳津潤,糞養出嘉穀。??言中茍無物,憍氣非堅蒼。弦外茍無音,虛響寧久長。《詩》為六藝一,〈騷〉、〈雅〉相翱翔。巍巍千載客,炯炯十目張。洞然觀其裏,底蘊森可量。小心事古人,偭矩工弗良。[78]
既曰要多讀書以實其腹,又曰「妙處不關書,無書苦磽确」。再言「言中茍無物,憍氣非堅蒼。弦外茍無音,虛響寧久長」。可謂將詩與學問的辯證關係,說得十分通透。換言之,詩要寫得好,多讀書絕對是充分條件。
總之,對王芑孫這類不善治經,而以詩文為其學問識見表現之載體的文章之士,考據學風潮吹拂過來的,不止是一種學問方法與治學形態的變化。他面臨的,還是一種如何展現生命形態的巨大挑戰。文士與經生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斷裂。即使在表面上,文士亦能治經,經生亦善辭賦。但在彼此內心真正的世界裏,對於對方之所操持,總是不以為然的。
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書影
四、文士的人生蘄向
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書影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是,透過王芑孫對漢學的強烈批判以凸顯出他自身對古人行之久遠的讀書治學之道的堅持之後,我們還可以對芑孫的堅持有什樣的理解與體會?他堅持的是什麼樣的一種學問之路?顯現出的又是什麼樣的生命情境?這是筆者接下來想要進一步了解的地方。先來看一則惕甫對其舊友洪亮吉的評論。他說:
君為古文,多振筆疾書,破去繩尺,所自命者然也。獨所為駢體文,今世第一,蓋君詞章實足以高天下,誤隨風會,作地理考證之學,世莫辨其疏密。君歿後,館臣修國史,以君入〈文苑傳〉,固得其真際云。[79]
洪亮吉是王芑孫在京所識的舊友,訂交之後,兩人常有詩文往返。亮吉身故之後,其哲嗣貽孫獨以亮吉《文集》之序託芑孫為之。而芑孫於〈序〉中除了筆者所引這一小段文字論及洪氏文學成就之外,主要所談,乃是藉由亮吉生平的小故事來描繪其鮮明的個性與凸顯其為人處世的不諧之處。若非與亮吉所交匪淺,所知甚深,不足以探其故而表白之。芑孫推許其古文能破去繩尺,又推許其駢文為當世第一,認為亮吉詞章實足以高天下,卻是「誤隨風會」。當是深悉亮吉的學問根柢在以文章立言,與他是同一類人。卻在客遊時受到漢學家的影響,轉而從事考據之業。但即使用力勤謹,他的學術成就並沒有得到當世的認同,芑孫所言的「世莫辨其疏密」,其實是客氣之言了。亮吉身故後,史臣論其生平所造,列亮吉入〈文苑傳〉中,芑孫以為得其真際,而這才是對洪亮吉的蓋棺論定。至於江藩將洪亮吉納入《漢學師承記》,嘉許其推動漢學之功,其實是刻意忽略了洪亮吉的文人背景,有其塑造學風的主觀意願在焉。
由此我們更需要了解的是,從惕甫對洪亮吉帶有惋惜之意的批評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的是,當時的讀書人對學問道路的選擇,同時也可謂其學術價值觀的選擇。而不同的學問道路與學術價值觀的選擇,最後展現出的,卻是不同的生命情境。這一點,可以由王芑孫給翁方綱的回信來做進一步探討。清人喜歡在編輯文集時,附刻其答書之來函或和詩之原作,王芑孫也不例外。例如其《惕甫未定稿》卷八,有答姚鼐三書,即附有姚鼐之原信。然同卷亦有〈答翁覃溪先生書〉,信中芑孫申言其治學理念與人生蘄向,卻是未附刻上翁方綱的來信。我們可以很合理地推測,翁之來信可能語氣不善,或者對惕甫的學問道路有所批評,所以芑孫在編輯文集時,才未將翁方綱的來信附刻在其答信之後。但我們可以透過翁方綱寫給陳用光的信,來一窺翁氏對芑孫之不滿與批評,作為芑孫答信方綱時,陳述其心路歷程之參考。在〈與陳石士論考訂書〉中,翁方綱一開始即明言:
昨見尊集有王君芑孫紅字識語,因言義理而斥考訂,遂比之於邪說。此不特不知考訂,抑且不知義理也。[80]
他批評惕甫因為治學講義理而斥考訂,遂比考訂於邪說。如此則不止不知考訂,更是不知義理。接著他申言考訂之目的正是為了明義理,若舍義理而泛言考訂,確實是好名而嗜異的行為,但若目考訂之矜言博涉為邪說,則言義理亦有涉偏涉空者,是否亦將視為邪說呢?更何況有明一代空言義理而不知有考據,經書則專尚《大全》,為文則僅知帖括,而不知考訂益密,義理益篤實的道理,至國朝而考訂之家出而補救之。只是士子多學帖括,以致置漢唐傳注箋疏束手不觀,雖亦有善學者能通經學古以正其趨向,更多的是不善為之者,卻又偏愛涉取子史之僻事以及訓詁之奇字,雜入於時文中,又
自命為博取之通才,而不知如此作為,其弊百出。至於輕用己意以測古籍,不甘闕疑而目為錯簡,不知六書而目為通用,凡此皆不善考訂者致之,而非考訂之過失。翁氏進一步言之:
甚有臆逞才筆者,視考訂為畏途。如吾同年蔣心餘,有詩筆者也,而其詩有云「注疏流弊事考訂」,此轉以考訂為流弊,且歸咎於讀注疏,適以自白其未嘗讀注疏而已。今見王芑孫之言至於比考訂於邪說,則其害理傷道視心餘為尤甚矣﹗將使學者株守兔園講章不敢涉目注疏而後止耳。??聞此人在南方頗有能文之譽,恐其偏謬之論致誤學者,故不得不著之。[81]
在第二節與第三節的論述中,時常看見芑孫對注疏之學的不滿,其實情正如翁氏對蔣士銓的形容:「轉以考訂為流弊,且歸咎於讀注疏。」適足以自暴其未讀注疏之事實,而芑孫也確實在許多場合上言自己不治注疏,他的《四書通故》也是晚年居家時,刪削漢宋經注而成的教科書,談不上多少個人治經的心得。在翁方綱看來,芑孫比考訂於邪說的態度,其害理傷道較蔣士銓之不讀注疏更為嚴重。換言之,芑孫以邪說比於考訂的言論,觸及到了支持考據之人的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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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翁方綱所闡之道與芑孫所持之道並不同調。較其大者,雖同樣重視義理,翁氏強調的是藉考訂注疏之學以究明義理,推重的是當世的經生之業;[82]芑孫強調的是闡述文章之道以治其身心,推重的是古來的立言之人。在〈答翁覃溪先生書〉中,芑孫申言其治學之途徑與人生之蘄向。他說:
芑孫懵學,無所知曉,生平讀書,略取大意。頗不欲流連風月,為詞人以沒世,并不欲屑屑為訓詁考訂家言,以幽窘於名物象數、斷爛無謂之中。妄謂三代後,士之所可就者,其事業不過如唐之姚、宋,宋之范、韓。不幸而不遇,其文章之可傳者,不過如韓、柳、歐、蘇,茍能是,是亦足矣。[83]
這一段文字鮮明表達了芑孫的學術立場與立志方向。就讀書態度言,他推崇的是泛覽博綜,略取大義,而不好考訂家之訓詁章句。芑孫曾言「平生厭章句,記誦孏周復。略窺取大意,棄杖夸父逐」。[84]他的知交同道,讀書取徑也多類似。如芑孫序石韞玉《文集》,而言:「君……觀書略取大意,論事務持大體,不規近利,不隨時好。」[85]這樣的讀書態度,讓他們既不想當一個流連風月,以華麗文字名於世的辭賦家,也不想幽窘於名物象數、斷爛無謂之中,屑屑為訓詁考訂家言。而是期待若不能及於唐之姚、宋,宋之范、韓,能兼文章與事功,至少希望其文章可傳於世,如韓、柳、歐、蘇一般。他說:「茍能是,是亦足矣。」在〈石琢堂集序〉裏,這樣的態度一樣鮮明。他說他和石韞玉年少即一起學習,二人異於鄉閭同輩之處,在於同輩莫不欲以文辭發聞當世。而他與石韞玉獨有志於古之立言者,常願有所自垂,以不沒於後。即使後來為了應舉不得不移志於八股,又以家貧不得不出遊謀食,不能縱其所好,卻是未嘗一日移其志。[86]所以,在回覆翁方綱的來信裏,他接著話鋒一轉,強調:
舍此而高談,皆謂之自欺欺人,其誤又不止於學術而已。然學者立意,則必自昌黎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循始。以此為文章二十年,不唯於並世人中無所依傍,即古人亦不肯專專奉一先生之言,以自域其神明而拘攣其體勢。[87]
這一席話展現的是惕甫對所學之堅持,以及對近時學術之不滿。他所言捨立言之道而高談者為自欺欺人,其誤又不僅在學術一端者,正是看到學者沒有獨立自主的意識能堅持自己的人生道路。想來他對洪亮吉「誤隨風會」的批判,也應該是出於這種心情。所以他要強調學者立意,則必自昌黎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循始。並強調自己為文章二十年,不止於並世中人無所依傍,就算是效法古人,亦不肯專主一家,使自己的精神受到局限,導致文章風格不能自如地伸展。像這樣強調「走自己的路」的言論,在惕甫的文字裏並不少見。如云:
來書不願為悅世之學,一語便已得為學大旨。昌黎言與古人漸近,即與今人漸遠。初何怪云云乎。以不佞之拙劣,無足比儗高迹,然生平未嘗以齟齬弗諧之故,稍生疑沮。雖其坐困在此,而其所以無悔區區,亦在此也。[88]
這樣的文字是如此的決絕,不會因為與世不諧坐困於此而改其初衷。蓋亦有感於為世所批評,故堅其心以明其志。觀其評點《昌黎集》之言,則其忿恨可知。如言:「自古庸人無不以議君子為長技,以困君子為得計。然在君子得之為有益,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君子在當時,亦不能無悲恨。此又巷伯惡惡之誠,而非與小人爭榮悴也。唯悲恨而不改其樂,乃是孔、顏樂處。」又言:「自韓、柳以來,茍文士之稍有立者,靡不負謗於當時。其坎坷潦倒、悲憤無聊之況,不約而同,如出一轍,則亦可以自信矣,則亦可以自慰矣,則亦可以自奮而自治矣。境如是而不能自勉,卒無所立,非夫也。」[89]從最後三句觀之,無非借韓、柳之酒杯,以澆己之塊壘。所謂「非夫也」者,表示處境艱難,若不能自勉,導致無所自立,這不是我王鐵夫的作風。至於所謂悅世之學,從芑孫大量批評漢學考訂的文字觀之,已不難明白。
換言之,芑孫生命之所契,在於期許自身立足於古今立言者之林,如韓、柳、歐、蘇之流,以古文家自命,然後寓道德於文章之中,展現其學問識見。故於文章之功能,特別重視。如言:
夫余之所講於諸賢,非獨文也。顧士欲相敦以古處,相勉以古義,非文奚入?則文,其志也。[90]
蓋謂其為諸生所講論,有溢出於文章之外者。然而士欲以古道相勸勉,必由文入。其故在於文者志之所之,故能因文以見道。又如言:
自古文章之士,雖無所不傳,其傳之久而益信,必仁義道德之言也。凡為文,孰不以仁義道德自命?而仁義道德者,必有諸其中,然後能被諸身而見諸言。[91]
又言:
自古名譽相先,急難相援,不以寵辱異心,不以衰榮易面,士之有氣者能為之。而必欲相攜以偕之無窮,自非文章道義,無以為也。[92]
文章欲傳之久而益信,必仁義道德之言;而必欲士之氣節美德傳之無窮,靠的還是道義文章來彰顯。所謂「文者道之苗」,[93]又所謂「道足者文不難自至」,[94]將文章與道做有機的結合,才是芑孫心目中正確的學問途徑,也是正確的人生道路。也正因如此,芑孫對善為古文者,總引之為同道,而不吝稱美。如稱許張翰宣云:「今天下高談之士,所在林立,獨為古文者差少。其為古文不作高談,而退有自得如君者,豈易覩哉。」[95]他以宋以來身不遇而以文傳之前輩為例,既是勉勵張翰宣能不為世俗之學所影響,也是對自身所業的自我期許。
又芑孫雖於士之耽習時藝頗致其不滿,然其重點在批評士子但據朱《注》而讀書不廣,並不是批評八股文體制本身,對制義代聖立言之功能,芑孫還是有一番肯定。如在〈今文偶讀序〉中,惕甫將制義由文章體裁抬高為經典注疏之一體,以為不但能代聖立言,而且能自立其言以附聖賢之後。則是知芑孫於制義這一體裁本身,並不反對。更進一步言之,透過制義這一體裁,可以讓作者發其所獨得,盡其所不能已者。也可以使其至情至性,鬱結而成,騰躍而出,則先儒不能囿,時俗之毀譽亦不足以動其心志。如此則人借文以傳,不但其人之是非好惡與一時之悲愉欣戚見於其中,甚且其世之盛衰興替亦能見於其中。其故在於八股這一體裁既接統於班、馬、韓、歐,又是代聖立言,所以託體尤尊之故。換言之,制舉之文,非雄駿磊落、讀書識世之君子不能為之。為之而本其孤露之誠,以浩然行乎天壤之間,能使其聲音笑貌寄焉而不廢。以如此高規格的文字來形容制藝可以達到的境界,其實強調的還是作者主觀之能動性,使才氣充貫其間而展現個人色彩。所以文末他話鋒一轉說:「不然,《四書》之為書也,漢、宋諸儒說之詳矣,何煩此千萬人執筆,復為衍說一通耶?」[96]簡單言之,即八股體制有定,人之識見才氣無定。能不為形式所囿,則即使八股之文亦優為之,同樣能發揮文章代聖立言的功能。一如近體詩雖限以格律,然才氣縱橫之輩,仍能不為所困。從這點來看,惕甫對時文的見解,顯現的還是他一貫「走自己的路」的鮮明意識。故秦瀛對惕甫有如下之形容:「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時江蘇前後學使有人倫之鑑,尤推重君,而君顧不屑為時俗科舉文字,獨有志古人之學。縱橫上下,窮源其流而思與之竝。」[97]這一席話較合理的解釋是,惕甫並非不屑為時俗科舉文字,而是想要利用馬、班、韓、歐以降寫古文的做法來增加或改造時文之內涵。秦瀛所謂「獨有志古人之學」者,合以惕甫〈今文偶讀序〉之所述,當作如是觀。類似惕甫這樣的嘗試,在當時並不乏其例。然而成功的偶然性很大,其關鍵處不在代聖立言本身,而在主考官喜歡哪一種代聖立言的義理。故芑孫在〈送李介夫典試湖南序〉裏,曾有如是之嘆:
自場屋之制興,舉天下相率而為文者,將求舉也。雖有如馬、班、賈、董、韓、歐之徒之文,茍不可以得舉,則以為不若一命之士之榮。烏虖!古之教士者,曰士先志。士溺其志久矣,以馬、班、賈、董、韓、歐之徒之文,為不若一命之士之榮者,雖進而語之以孔、孟,猶以為不若一命之士之榮也。故夫以馬、班、賈、董、韓、歐之徒之文教士者,非特謂士之文宜止乎是,亦謂士之志宜始乎是云爾。今督學者銜天子命,持節數千里,集士數萬人,南面而坐,士北面而進,其勢將不得不與之道孔、孟,而舉所謂馬、班、賈、董、韓、歐之徒之文以臨之也。一旦知舉者至,好惡不相入,彼此不相中,即士亦不肯勸趨之。故督學常待主試者以成其功。主試非其人,雖有賢督學,亦莫如之何。[98]
按清制,各省設有學政一人,掌一省學校、士習、文風之政令及生員歲試之考核,多以翰林院清貴主之,俗稱掌文衡。如洪亮吉在翰林院為編修時,未及散館,即派遣為貴州學政。然各省鄉試,亦由朝廷選派翰林、內閣學士充任正副主考官主持之,試生員以《四書》、《五經》、策問、八股文等。問題就來了,若學政與鄉試主考官的學術派別不同,就會有如王芑孫上述所言的情況。亦即雖以馬、班、賈、董、韓、歐之徒之文闡發孔、孟之道,若主試者不欣賞,則考生亦不肯為學政所勸,轉而多方探求主試者之學術好惡而試圖迎逢之。惕甫所指,主要是指那些出以漢學立場的主考官,在試士衡文時,不見得會欣賞以馬、班之文闡孔、孟之道的文章,反而喜歡就經疏古義出題,以考驗士子知識面的廣狹。這也是上一節筆者談到,為何會有許多古經疏筆記在當時出現,為考生枕中鴻寶之原因。上有所好,下必從之。想來惕甫在寫下「以馬、班、賈、董、韓、歐之徒之文教士者,非特謂士之文宜止乎是,亦謂士之志宜始乎是云爾」時,大概會有無限感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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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惕甫並不會因為其文不中式而棄其求道之心。三十一歲時,惕甫以家貧入京謀食。道途阻凍阻涸,狼狽不堪。在致書彭尺木時,惕甫誓其嚮學之志,要旨在討論究心聖賢之業,關鍵在求其放心以立其節操。然而已放之心,需有憂患刱挫以痛迫之,否則心有所著而不肯歸。如是則慎獨工夫不周密,必使設誠制行之力,敗於倉猝之自欺而不及省察。他慶幸上有良師益友如彭尺木,下有憂患苦困以範制拘防,使其常得以此默然自約其身心。可以看得出來,而立之年的王惕甫,於聖人慎獨內省之道,持之甚堅。而這些都是古來立言之士所念茲在茲者。所以他對文章之道的崩壞,心中就頗有感慨。如言:
文章,天地精氣之作而為聲者也。世益降,人心危而道心微,精衰氣薄,綱紐不張,中聲之墜久矣。其辭益不能以自舉,其言益不可以信後。不能自舉而又不可以不信於後,於是章證事跡,歕泄無已,此亦不得已之心,無如何之勢也。[99]
不難看出,他所謂的中聲之墜久矣,指的不是文章的技巧與形式問題,而是出現了人心危而道心微,使精衰氣薄,綱紐不張的現狀,其故在於文章的中心主旨滑落。一旦文章之魂鬆脫,則其辭不能自舉,其言不可信後。若欲強而為之,就會出現章證事跡,歕泄無已的冗筆情況,無法將聖人之道透過文字,做妥善地表彰。可以想見,惕甫對文章之道的重視,已提高到文化命脈的高度。這一點,可以用張士元的話來做補充。按惕甫曾應張士元之請,為其點勘詩文集,作〈嘉樹山房集序〉,附書歸之。張氏感而有答云:
讀來書并序文,甚愧。夫立言之道難矣。古人識高學贍,其心中有所欲吐者,不得不吐,於是伸紙疾書,皆天下所不可無之論,其傳世行遠宜也。大抵文章之用有三:闡明經訓一也,講論世務二也,紀載文獻三也。宋元諸家後,唯歸熙甫、唐應德,及近時方靈皋,實具是道。次則宋景濂、王道思、黃梨洲、汪苕文、魏叔子亦得之。其他則皆歐陽公所謂蕩然無所載者也。至今日而文術益下矣,以隨俗為得體,以穢雜為淵博,以遊戲為風雅,又何經訓之可闡,世務之可講,文獻之可紀述哉![]
張士元所論文章之優劣,當然是唐宋派古文家的立場,對於文章之道,有無可妥協之潔癖。其所肯者,宋、元以下,僅得數家,其他則皆歐陽公所謂蕩然無所載者。至於當代文風,既是用以隨俗為得體,以穢雜為淵博,以遊戲為風雅等字眼批評之,以為不能闡經訓,講世務,述文獻,當然是文術日益下,而可傳者蓋寡了。
所以在〈答魯賓之書〉裏,芑孫除了自謙不敢當魯賓之來書之推重其文,儕之於韓、柳、歐、曾、蘇、王之列,亦且勉勵魯絜非族弟能砥礪此道,勿因其難而有所沮,亦勿因知之者尚有人而自足。其言曰:
烏虖!文章之道微矣。自古神聖賢人,其言垂世,下而至於韓、柳、歐、曾、蘇、王之徒,彼其卓然長在天地,不隨一世為之磨滅者,非獨其文章之善,蓋又必有所從來。自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爭治亂於天人之際,通古今於旦暮之間,誠未足以明之。芑孫學術蹇淺,年運而往,正恐常負此心,墨墨終已。於今海內年盛志強如足下,曾不數人。方期坐進此道,互相砥礪,勿以知之者之難,而有所自沮,亦勿以知之者之猶尚有人,而稍以自足。日孳孳焉讀其文,而思其所以著之者,而後以發為文。如是,即古人之道,豈唯不息,宜將復昌。[]
不難看出,像惕甫這類古文家,其意識中常表現出以道自任的態度。置諸悠悠歷史長河,似乎沒什麼特殊之處。但若置諸於久遠的文章之道受到智識思潮威脅的乾嘉之際,則又有其現實意義在焉。他對陸燿的回憶,也需要從這個角度來看,才能見其文字之意義。他說:
朗夫先生守濟南,及為山東按察使時,先君館於公,佐公治刑名,以先大父與公有舊故也。其後公奉諱南還。暨再出,數數過余家。余年已二十餘,補諸生,方勇於文辭,數以所見質公,公亦不厭而輒誘進之。迄今三十餘年,猶服膺所示,默以自治,謦欬如在耳也。忽忽寖衰,德不加修,文且日隳,髮白齒落,乃獲見公子直之而讀公家書。書之訓其子,皆一本於身心,與當日所以教余大指相同。感歎疇昔,恍若平生。猶記公言,吾輩所學孔、孟,孔、孟便是從來不得意之人,慎勿以得意為賢。余既自老田間,直之亦久屈小官,皆世所謂不得意。然自問果可慰公九泉者,其事安在。亦願與直之共勉終身焉耳。[]
按惕甫之父曾為陸燿之幕僚,這位以《切問齋文鈔》名世,提倡經世之業的一方大吏,在惕甫年輕勇於文辭之時,即不厭以聖賢之道勸誘之。即使三十多年過去,惕甫仍不忘當日提示。又以有幸能見陸燿與其子之家書,皆一本於身心,與當日所聆教益大指相同,故惕甫以學孔、孟之道與陸燿之子相勉勵。我們必須把惕甫這段話置入乾嘉的時代語境之中,而非當作他對通家之好的客套之言。如此,才能捕捉到惕甫述孔、孟之道的文章家形象。其原因在於,把內在身心之修養騰諸口舌乃至形諸文字,並非當時的漢學家與辭賦家關注之事。
再來看惕甫有感於昌黎〈五箴〉之意所作〈十箴〉的自我警策之語,則文士以道自任的人生蘄向乃益加鮮明。今觀其〈序〉云:
黎韓子年三十八,有感於髮白齒落,老衰之漸,乃作〈五箴〉以自訟。而曰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其言痛,其思危。烏虖!古之學者為己,固如是耶。予所遭,視公尤困。今在公年,齒之搖者脫其三,獨未白髮耳。至於道德之間,文章之業,動作威儀之失,其中敗於身,隳於家,貿行於世者,不知其幾矣。遭際之窮,可委之於命;此內省之疚,乃與歲月俱增,不與聰明俱逝,誰為之也。夫過惡常起於忽微,以為無傷而愍然馴至於不可捄,又豈唯負厥初心也哉![]
這一段文字正可呼應上述芑孫致書彭尺木之言,同是自問其於道德文章與動作威儀之間,是否有時刻自我省察,以懼於忽微之疏失馴至於不可捄,致有負其初心,而這些都是惕甫講求文章之道的最根本原因。
最後,我們以惕甫自述其學為古文之堅持,以及對古文之道的看法為本文之結束,以見其治學之進路及其對文章之道的期許。惕甫自言於詩不甚措力,所志焉而未逮者,古文辭也。又言為諸生時,一奪於制舉之藝,再奪於辭章之好,不克從事於古文。然而馬、班、韓、歐之書,與夫諸子百家所以資為古文之具,則未嘗一日而去諸左右。然而聞之既久,觀之既熟,因有以識其難,而愈不敢遽作。有幸在年二十餘時,得遇里中彭允初、汪大紳,兩先生皆老於為文,見惕甫為文驚絕而讚歎。且同鄉石韞玉亦有志於此,力勸惕甫以竟學。他感嘆北遊之後,二十年間,士大夫類以詩歌相取質,莫言古文。唯有秦瀛、魯絜非、龔海峰、武億諸人,謬以相推,使其能堅持於古文之道。最後,他對心目中的古文,在內容與方法及目的上,應包含哪些元素,做了詳盡的說明。他說:
夫將承學治古文,必且融會於群經,旁貫以小學,導源於身心性命之間,究觀於天人上下之際。本其所不容己者發為言,而又裁之以國家之掌故、朝廷之令典。如是,然後行之以馬、班之法,運之乎韓、歐之體,無難易平險高下,而一歸乎心之所安,與夫義之所止,非是者不為能。[]
可以想見,惕甫對古文這一道之載體,可謂極度之重視。原因無他,古文在他心中,不只是文章而已。所謂以馬、班之法,運之乎韓、歐之體,既是表現學問之方法,也是展示生命情懷的舞臺,至於許、鄭之學,既是雜蕪的今之術,也不是修身諟心的正己工夫,可以不作矣。此一態度,正與「以許、鄭之精研兼馬、班之麗藻」[]的漢學支持者學術價值觀殊異,亦難怪王芑孫的經術文章在乾嘉學壇皆被邊緣化,而後以憤懣之心,在極盡批判漢學的同時,既不惜為自己所繼承的學問道路疾呼正名,也不忘為自己所追求的人生蘄向加碼做註。
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書影
五、結語
姚瑩《中復堂全集》書影
本文企圖透過探討王芑孫之學術思想,人生蘄向,及其思想形成之背景等等,以見學術思想與時代風氣之對應關係。文中認為,王芑孫之所以不循時流,對方興未艾之漢學考據產生之弊端多所鍼砭,其故在於對自身所持之「道」的堅持。所以,透過王氏對繁瑣破碎之漢學考據的揚棄,以及以史法文體為歸趣,追求「文以載道」此一承自中古以來的學術傳統與治學方法,並據以闡明文士以文章名世背後對治學之道的堅持及其人生蘄向之後,吾人可以對王氏的議論在清代中葉以降學壇所具有的意義,做進一步的說明。
首先,這樣的聲音雖不普遍,卻非絕響。除了眾所周知的桐城派之外,前輩如錢載、蔣士銓、袁枚;同輩如石韞玉、秦瀛、張問陶、伊秉綬等,在不同程度上,都可謂與王芑孫為同道。但批評的深度與廣度與王芑孫相較,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原因在於,上列諸人雖同樣以文人之身,據文章(包含詩歌)本位對漢學考據風氣提出批評,但缺乏了王芑孫以「道」為核心的理念與堅持,所以亦僅止停留在對漢學弊端批評的層次上,而不能如王芑孫在批評的過程中,能不斷堅定自身學術傳承之信念,形塑具有個人特色的言論,並為身為文人的自身,找到一條立身處世的道路。
其次,不論所持是否合理,王芑孫這種對漢學考據的全面性否定,在當時不但需要有面對千夫所指的勇氣,同時也是文士爭奪話語權的一種現象。換言之,詩壇文壇,皆有主盟之人。詩壇此處可以不論,然清中葉的文壇可謂眾聲喧譁,莫衷一是。不用提駢體散體之爭,即使古文亦各有家派。桐城自不必論,魯絜非與所承的朱仕琇為一系,韓夢周為一系,稍後的陽湖派又為一系,而漢學家對古文亦自有看法,此處不必深論。若單以王芑孫與桐城派的文章理論相較,至少即有兩大相異之處。其一是對「道」的理解之異,其二是對考據學的態度。桐城派所護持的道或義理,基本上仍是程、朱理學,然而如前文所述,王芑孫所護持的道,其實是讀書的內容與表現學問的方法,以及以文章表現出的儒家恆言,並未局限在程、朱之道身上。前文引陳用光云:「力宗漢儒,不背程、朱,覃溪師之家法也;研精考訂,澤以文章,姬傳師之家法也。」不論是翁方綱之所持,抑或是姚鼐之所主,都不是王芑孫所能妥協與接受的。也因此,王芑孫一再遭到翁方綱以及姚門弟子如陳用光的批判。所以,在舉目皆為漢學,連桐城派的文章理論都將考據收納進來的情況下,王芑孫能堅持己見,就算乏人認同,亦無愧乎心得。
進一步言之,雖然嘉、道之間,有李元春、潘德輿等人從程、朱理學出發,嚴詞抨擊漢學考據的缺失;而道光以後,桐城後學如姚瑩、方東樹、劉開諸人,於漢、宋是非,主持蓋堅,諍辨尤力,以為自四庫開館以來,「當朝大老皆以考博為事,無復有潛心理學者。……是以風俗人心日壞,不知禮義廉恥,至外夷交侵,輒望風而靡。無恥之徒以悅媚夷人為事,而不顧國家之大辱,豈非毀訕宋儒之過哉」![]然而早在乾、嘉之際,絕不與漢學妥協,並且視漢學為洪水猛獸,將考據學的泛濫視為學術乃至文化危機,甚至隱諱地暗示政治危機的到來,王芑孫可謂所言最深刻之人。從這個角度來看,道、咸以後批判漢學,復興理學言論之再起,王芑孫不可謂不為先行者。而當勢易時移之後的咸、同之交,在太平天國亂平之際,朝堂上以倭仁為首,地方上由左宗棠領軍的理學集團對漢學全面圍剿,將太平天國之亂歸罪於漢學不治義理,不重收攝人心,使學術人心敗壞,導致犯上作亂之禍之時,則王芑孫在整個清代反漢學歷史中的地位,豈不一目了然。
最後要說明的是,清代考據大師與文壇宗主之外的士人群體,對共譜一代學術史所應據有的地位該如何表述,一向乏人探討,甚至莫解其意。然而若欲建構完整的乾嘉學術畫面,不能不說這是最需要被理解的一環。畢竟,要談惠棟、戴震、朱筠、盧文弨、錢大昕、王鳴盛、紀昀、段玉裁、王念孫這些人所鼓動起的漢學考據風潮對當時及後世有什麼壓力與影響,還是要從被迫承受者的角度入手,才會得到真實的畫面。而類如王芑孫的言論,正可以為漢學家鼓動之風潮,做一反面的註腳。
注釋
[1]〔清〕秦瀛:〈王惕甫墓誌銘〉,《小峴山人詩文集·續文集補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第冊影印道光補刊本,年),卷1,頁33。
[2]以上王氏生平述略,引自睢駿所撰王氏《年譜》。據睢駿考證,王芑孫卒於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以公曆推之,時當公元一八一八年一月七日。一些人物傳記索引作一八一七年,蓋未注意農曆與公曆之別。睢駿:〈前言〉,《王芑孫年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年),頁1。又端方云:「惕甫學博負才尚氣,於並世文學家無所可,顧獨心折姚惜抱先生,於未識面時,跋所為〈朱竹君傳〉,極致推服。先生與書亦許其文可接歸熙甫之傳,載於文集。當時吳仲倫、陸祁生輩,皆有異議,雖葆恂亦疑先生譽之已過。今觀所撰〈古心翁傳〉,敘為田處,不減《震川集》中歸椿《歸府君墓誌銘》一志,信乎其辭之能也。使其文盡能如是,誠仲倫所宜避舍,而先生譽之之不為過矣。」給予王芑孫極高評價。〔清〕端方:《壬寅銷夏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冊,年),頁。
[3]睢駿:《王芑孫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年)。此書與《王芑孫年譜》實為睢駿博士論文之上下編,因篇幅過大,難以整為一編,故出版時一分為二。
[4]嚴格來講,至乾嘉時期,已罕見有從哲學體系上用心勤力、有所發明的理學家,即使如清初的理學名臣,亦不多見。原因無他,正如熊十力所觀察,清人言及義理之學,多半只謂於身心修養有補,視之為訓條或格言而已。而這種現象,時代愈晚就愈明顯,道咸之間唐鑑,咸同之間倭仁、李棠階,晚清如徐桐、豫師、惲毓鼎諸人,皆有此傾向。當時宋學的支持者,最顯著的反而是桐城派及以文章名世的諸多文人。如王家儉即言:「將近一個世紀以內,漢學家雖然對宋學展開全面的攻擊,可是除了桐城派的古文家,如姚鼐、方東樹等尚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以外。在當時的理學家中,卻很少有人提出系統而有力的答辯。」暴鴻昌亦言:「乾嘉時代漢學家卻屢遭同時代學者之攻難,被斥以門戶之偏,細檢各家所論,令人驚奇發現,這些責難文字竟不是來自宋學家,而是來自文士。??如果把乾嘉時期攻擊漢學最厲者列舉出來,那麼應該是袁枚、蔣士銓、錢載、姚鼐、王芑孫等。但以上諸人無一為理學家,而為文士,即詩文家。」龔鵬程則言:「在樸學興起後,仍能揚宋學之纛,講程、國藩湘鄉派,都講義理、倡宋學,不僅以文藝為主旨。但世人所看重的,或所認識的桐城派,其實仍只是個文派。」詳細討論,請參陸寶千:〈康熙時代之朱學〉、〈論清代經學─以考據治經之起源及其成就之限度〉,《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年),頁-;熊十力:〈答某生〉,《十力語要》(臺北:廣文書局,年),卷3,頁;王家儉:〈清代「漢宋之爭」的再檢討─試論漢學派的目的與局限〉,《清史研究論藪》(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年),頁78;暴鴻昌:〈清代漢學與宋學關係辨析〉,《史學集刊》年第2期,頁67;龔鵬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文人階層〉,頁-。
[5]例如楊向奎就說:「望溪文人,堪稱博學,但非經師,亦非理學家,不能以經學和理學成就評價他。」反映的就是清代漢學家對以科試為治學目的之文人的普遍看法。南宋以來,往往以文學作品看待四部典籍,方苞之治經,亦受此風氣影響,而且著重以文章闡釋經義。而且從〈周官析疑序〉、〈周官集注序〉兩段文字所陳述的治學態度背後,我們可以看出方苞深受時文評點之影響。為此,方苞所揭之古文義法與時文之關係,常為當時學者詬病。換言之,方苞以文章闡述經義,並無法迴避一個問題:亦即在方苞而言,古文與時文,究是一而二抑或二而一?他自己也難以解釋清楚,亦難怪招致錢大昕之譏。錢大昕甚惡方苞,嘗徵引金壇王澍批評桐城之言曰:「靈皋以古文為時文,以時文為古文。」又在〈與友人書〉中痛詆方苞,謂其未喻乎古文義法,言:「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說方氏所得,是古文之糟粕,而非古文之神理。錢氏之言,直接地將桐城派之源與八股時文畫上等號,並譏方苞為不讀書之甚者,可謂謔而又虐。就好像翁方綱批評魯絜非之治《易》,「猶是時文家言耳」,同樣反映出了治考據之學者對科舉之儒以文章表現經義的偏見與鄙視。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濟南:齊魯書社,年),卷3,頁39;錢大昕:〈跋方望溪文〉、〈與友人書〉,《潛研堂集》,卷31,頁、卷33,頁;翁方綱:〈答陳碩士〉,《復初齋文集》,卷10,頁2-3。
[6]咸同之際文人,頗有歸咎太平天國之亂於漢學者。如孫鼎臣、魯一同即痛斥世運之厄、人心風俗之流失陷溺,皆肇因於漢學之盛。當其時,如顧沅、潘錫恩等皆以正氣為名,刊行《乾坤正氣集》,其編纂之動機,頗有以漢學風潮為邪惡之他者,污染學術人心,使士節不振,致國家有此之禍,故必欲去之而後快。孫鼎臣:〈論治一〉,《孫芝房侍講芻論》(咸豐十年刻本),卷1,頁1;魯一同:〈覆潘四農丈書〉,《魯通甫集》(西安:三秦出版社,年),頁-;王鎏:〈序〉,收入顧沅輯:《乾坤正氣集》(同治六年新建吳氏皖城刊本),頁1-2;顧沅:〈序〉,收入潘錫恩輯:《乾坤正氣集》(臺北:環球書局6年),頁1-2。
[7]如姚鼐云:「頃見吳中王鐵甫集中,有〈跋惜抱集〉一篇。此君乃未識面之人,而承其推許,使人有知己之感。其論鄙作,所最許者序事之文,甚愛〈朱竹君傳〉,而不甚喜考證之作。愚意謂以考證累其文,則是弊耳;以考證助文之境,正有佳處,夫何病哉!鐵甫必欲去之,亦偏見耳。」另外,陳用光女婿,道咸間官至大學士的祁寯藻,曾序陳之《太乙舟文集》,有言:「外舅陳石士夫子嘗詔寯藻曰:『力宗漢儒,不背程朱,覃溪師之家法也;研精考訂,澤以文章,姬傳師之家法也。吾于二師之說無偏執焉。』蓋夫子於乾嘉大儒若朱文正、彭文勤、錢宮詹,江右學者自蔣心餘、魯山諸先輩以下,皆濡染浸漬,遠有端緒,而祈向所專,則唯桐城姚先生是法。」〔清〕姚鼐:〈與陳用光書〉,《惜抱軒手札》(上海:商務印書館,年),第3冊,頁59-60;〔清〕祁寯藻:〈太乙舟文集序〉,收入〔清〕陳用光:《太乙舟文集》,卷首。相關討論,亦可參王達敏:《姚鼐與乾嘉學派》。
[8]〔清〕王芑孫:〈論語通故序〉,《惕甫未定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第冊影印嘉慶刻本年),卷2,34。
[9]同前註。
[10]例如乾隆五十一年的江南鄉試,主試者皆是朝中支持漢學最力的學者型官僚,頭場以〈鄉黨〉篇「過位」二節發題。按照朝廷功令,應以朱子系統的注釋,如《四書章句集注》或元儒陳澔的《禮記集說》作為闡述之依據,不過主考官顯然喜歡漢學之說,所以「過位」二節的標準答案來自江永的
《鄉黨圖考》,主考官朱珪之題解即以古注、今解對勘,而以江永之說定其正誤。朱珪明白指出「過位」一節的諸家解釋中,「以位為外朝之虛位,以治朝廷立之處為有堂」的「今解」是錯誤的,江永所依據包咸等人的古義方為正解。是科如阮元、汪中、孫星衍、張惠言、宋簡、汪廷珍、馬宗槤以及錢大昕弟子李賡芸等能以古義作答者皆中式。另外,由朱珪、阮元主導的嘉慶四年己未科進士考試。錄有陳壽祺、姚文田、王引之、胡秉虔、張惠言、馬宗槤、謝震等積學之士,據桂文燦所記:「嘉慶己未,??是科會試正總裁為朱文正〔珪〕相國,屬副總裁阮文達相國先盡閱二、三場之卷,而後閱首場《四書》文。是科中式如王文簡尚書、張皋文編修、郝蘭皋戶部、許周生兵部、胡春喬司馬、陳詩庭大令,皆湛深經學之士。」而《清史稿》記錄此科得人之盛為:「一時樸學高才,收羅殆盡。」此皆足證至少藉由二、三場以漢學知識入科舉,早在乾嘉之際,已取得立足之地;在道光一朝,則開枝散葉,從《經學博采錄》中,可以看到以漢學入科舉的大量記載;即使頭場《四書》文,亦難脫漢學語言的浸染,從《清代硃卷集成》中,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而這種重二、三場經義以考校漢學乃至頭場《四書》文亦為漢詁所侵的現象,正是王芑孫所不滿,卻又為了學子的科舉順利而不得不妥協者。可以想見,王芑孫編是書時,心情是何等矛盾與不愉快了。相關記載,可參〔清〕梁章鉅:《制義叢話.試律叢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年),頁;〔清〕宋翔鳳:〈先府君行述〉,《樸學齋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第冊影印清嘉慶二十五年刻《浮谿精舍叢書》本,年),卷4,頁31-37;〔清〕張鑑等撰,黃愛平點校:《阮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年),卷1,頁6;王章濤:《阮元年譜》(合肥:黃山書社,年),頁20-21;桂文燦:《經學博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冊影印民國三十一年刻《敬躋堂叢書》本,年),卷6,頁2;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頁。
[11]錢大昕云︰「趙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旨,間作韻語,謂之章指,《文選》注所引趙岐《孟子章指》是也。」芑孫所指闕里孔氏繙刊宋本趙氏《孟子章指》者,即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休甯戴震初校,曲阜孔繼涵重校本。〔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年),第7冊,卷3,頁66。
[12]王芑孫:〈孟子通故序〉,《惕甫未定稿》,卷2,頁35。
[13]按:署名為孫奭所作的《孟子正義》,實為南宋即試士人所作,對此朱熹
曾有明確論斷。孫奭有功於《孟子》者,實在所撰《孟子音義》。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詔孫奭校刊《孟子》趙岐注。孫奭遂根據唐張鎰《孟子音義》、丁公著《孟子手音》及陸善經《孟子注》等書,撰《孟子音義》兩卷,以補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之缺。
[14]詳細討論,可參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年),主要在第二章。
[15]王芑孫:〈大學通故序〉,《惕甫未定稿》,卷2,頁36。
[16]王芑孫:〈論語通故序〉,《惕甫未定稿》,卷2,頁34。
[17]同前註。
[18]王芑孫:〈中庸通故序〉,《惕甫未定稿》,卷2,頁37。
[19]同前註,頁37-38。
[20]王芑孫:〈師華山房文集序〉,《惕甫未定稿》,卷4,頁27。按此文亦收入戴祖啟:《師華山房文集》(嘉慶十年揚州刻本),卷首。
[21]段玉裁在〈博陵尹師所賜朱子小學恭跋〉中曾言︰「蓋自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而朱子集舊聞,覺來裔,本之以立教,實之以明倫敬身,廣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賢聖之可法者,胥於是在。」〔清〕段玉裁︰《經韻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第冊影印嘉慶十九年刻本,年),卷8,頁14。
[22]芑孫讀門人梅春所為《學讀書堂文》,而間有評點。如〈太武篇次辨後〉芑孫評云:「六經本文,因注說而轉晦。所謂漢人說經而經亡,皆此類也。此文摧陷廓清,比於武事矣。」按:《學讀書堂文》三冊,不分卷,今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此條資料轉引自睢駿:《王芑孫年譜》,頁。
[23]王芑孫:〈答陳石士書〉,《淵雅堂詩文續稿》,頁46。
[24]王芑孫:〈題王南陔紹蘭《困學說文圖》〉,《淵雅堂編年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第冊影印嘉慶刊本,年),卷8,頁11。
[25]同前註,頁11-12。
[26]〔清〕方東樹:《漢學商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年),頁。
[27]王芑孫:〈李四編修驥元示予所著《鳧塘詩集》點勘既了作此奉柬〉,《淵雅堂編年詩》,卷11,頁11。
[28]同前註,頁12。
[29]《四庫提要》說趙執信嘗問聲調於王士禎,士禎靳不肯言,執信乃發唐人諸集,排比鉤稽,竟得其法,因著為此書,其說頗為精密。其例古體詩五言重第三字,七言重第五字,而以上下二字消息之,大抵以三平為正格。按︰每一詩句的最後三個字都用平聲字,稱為三平腳。古體詩在平仄的運用上,多用三平腳,而近體詩則要極力避免使用三平腳。原因很簡單,那時平聲只有一個調,沒有陰平、陽平之分,所以唐人作詩,最忌三平腳(落調)。〔清〕永瑢、紀昀等纂:《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頁17。詳細討論,亦可參葉倬瑋:〈論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對「神韻」的解釋〉,《東華人文學報》第16期(年1月),頁67-99。
[30]王芑孫:〈盛百堂詩序〉,《惕甫未定稿》,卷4,頁7-8。
[31]清初梅文鼎、王錫闡等人倡為西學中源之說,其解西方天文算學必傅以經義,此說經康熙帝玄燁支持而成為欽定之策,在乾嘉時期經學大師中頗為流行。如戴震之《勾股割圜記》即把數學與經學結合起來,稱言「步算諸書,類皆以經義潤色,縝密簡要」。阮元在《疇人傳》中評曰︰「蓋自戴氏,天下學者乃不敢輕言算數,而其道始尊。」即是指出戴震將數學乃至天文學等都納入經學的範圍,以經義潤色,使算學之道為世所重。當時如阮元、焦循、孫星衍諸人,都有將西方天文數學統整於經學之中,當成研究經學的工具的意識。相關討論,可參鮑國順:《戴震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年);林文華:《戴震經學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年);羅中琦:〈阮元《疇人傳》之科學思想論析〉,《弘光人文社會學報》第2期(年7月),頁43-62;吳德玲:〈阮元科技經世的研究〉,
《長庚科技學刊》第9期(年12月),頁-。
[32]王芑孫:〈酬同館史恆齋炳枉贈之作〉,《淵雅堂編年詩》,卷12,頁13。
[33]章氏曾從「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角度,就彼此學術見解之分歧,與孫星衍進行討論,其中第六點為天文曆算,認為孫星衍的力闢歲差之說,則「以淺說度之,不能無疑」。〔清〕章學誠:〈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章氏遺書》(臺北:漢聲出版社,年),總頁。按:此文目錄在卷七,文則見於書後補錄,總頁-。
[34]〔清〕孫星衍:〈釋方〉,《平津館文稿》(北京:中華書局,年),頁。
[35]繼莊曰:「宇宙之中,萬美畢具;人靈渺小,不能發其蘊。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硝硫木炭和合而為火藥,方濟伯偶試而得之,以此知造化之妙。伏而未見者,非算數譬喻所能盡。而世人之所知者,特其一二端倪耳。吾知千世而後,必有大聖人者出而發其覆也。」劉獻廷:《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年),卷2,頁。
[36]〔清〕龔自珍:〈常州高才篇送丁若士履恒〉,《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
[37]這樣的態度在當時非常普遍,例如稍後的漢學家許桂林,就著有《宣西通》一書,觀唐仲冕之序,謂其「得宣夜不傳之秘,捄西法之失,著《宣西通》一書」。而翁廣平跋唐文,乃謂「西法明季入中國,皆以為發前人所未發,實則中國聖賢先言之矣」,所持皆此中國本位心態。唐仲冕:〈宣西通序〉,《陶山文錄》,卷5,頁10、12。
[38]睢駿:《王芑孫年譜》,頁。
[39]王芑孫:〈孫淵如同年屬題《倉頡造字圖》〉,《淵雅堂編年詩》,卷12,頁18-19。
[40]〔清〕袁枚:〈答孫淵如觀察〉,《小倉山房尺牘》,收入王英志點校:《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年),第5冊,卷9,頁。
[41]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儲欣輯《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曾為芑孫所藏並批點。其《河東先生全集錄》卷五〈與友人論文書〉後,有芑孫朱筆跋云:「『漁獵前作,戕賊文史』一段,今日之袁枚子才是也。天下庸眾人多,君子人少。枚專作聲氣以傾動庸眾人,故獨儌一時之聲,實非作手。文章大意,僕心喻之,而學未至,不能身自昌明斯道。枚方有名,故置不予辯。集中一見其名,亦僅置諸箏師篴妓、淫徒狎客之間。後之識者,自知之也。然枚今老矣,猶用阮大鋮餘智牢籠士人。士之不能自立者,莫不為所蠱惑。僕胸中所見,殆難為並世諸公道,而默存此言。斯文未絕,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出而闢之廓如也。僕病未能,後亦必有諒之者。此不足闢也。甲寅五月二十五日燈下。」同書《六一先生全集錄》卷五〈送徐無黨南歸序〉末,有芑孫朱筆跋云:「此歐公生平第一篇文字,後來文人能倡導此旨者,祇方靈皋一人。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焉。讀此篇及《望溪集》,未嘗不通身汗下。予少時不知學,知為文而已。由文入學,方識得文章中極才盡致者,未是文人,亦未是才人也。並世中若袁子才,今且八十矣,到死不悟,殊堪憫嘆。然後知朝聞夕死,其人有喟乎其言之。甲寅五月。」以上所引,錄自睢駿:《王芑孫年譜》,頁-。
[42]王芑孫:〈牓後重送蘭雪出都兼示桐鄉程春廬孝廉拱字五首〉,《淵雅堂編年詩》,卷11,頁2。
[43]王芑孫:〈答張鱸江書〉,《淵雅堂詩文續》,頁17。
[44]王鍾翰校閱:《清史列傳》(臺北:明文書局,年),卷67,頁43。
[45]王芑孫:〈唐陶山令嗣訓導鑑求題萬卷書屋〉,《淵雅堂編年詩》,卷16,頁21。
[46]王芑孫:〈送楊西禾進士倫之任江西貴溪縣〉,《淵雅堂編年詩》,卷12,頁2-3。
[47]乾隆中葉至嘉慶一朝,漢學極盛一時,當時有如芑孫一般之觀察者不少。如焦循即云:「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又張惠言云:「數十年間,天下爭為漢學,而異說往往而倡。學者以小辨相高,不務守大義。或求之章句文字之末,人人自以為許、鄭,不可勝數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觀察有其一致性,即是認為許、鄭之學,是近數十年來新興起的學問。〔清〕焦循:〈與劉端臨教諭書〉,《雕菰集》,卷13,頁5;〔清〕張惠言:〈安甫遺學序〉,《茗柯文》三編(臺北:世界書局,年),頁15。
[48]王芑孫:〈次韻酬牟孝廉應震〉,《淵雅堂編年詩》,卷12,頁6。王芑孫:《淵雅堂編年詩》,卷18,頁24。按:惕甫及門欽善撰〈惕甫先生六十壽序〉,對惕甫所堅持之道有以下形容,雖不免溢美,但精神是相通的。如言:「其教讀書也,曰務經濟為大;其教修身也,曰去夸詐為先。談經濟曰如飯,談史曰如羹,談雜學曰如百味。論詩曰溫柔敦厚,論文曰無定法,唯其是而已。而常所諄諄於後學,無日去諸口者,曰身外無學問也。自古無合韓蘇、朱陸以立其身者,而先生文章氣節、性情行義,幾欲兼之。在數公當日,已各有不容於其世,又何怪乎先生?然百年中斯道之真際不滅,繄唯先生是賴。」又欽善在〈竹集.上王惕甫先生〉一詩中,亦有類似之說曰:「請讀先生詩,百家涵氣勢。風騷導源流,八代供驅使。??請讀先生文,槃槃大根蒂。結胎在昌黎,搆局獨名貴。??先生古是訓,士恥名聲繫。束身依六經,訓詁識大義。浩博及子史,融鑄歸一器。發而達乎辭,總合前修契。出為當世光,處得大雅意。」〔清〕欽善:《吉堂詩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第冊影印嘉慶二十五年刊本,年),卷3,頁4-5。
[50]吳錫麒:〈送王惕甫之華亭教諭序〉,《有正味齋駢體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第冊影印嘉慶刊本,年),卷11,頁3。另外,在〈淵雅堂文外集序〉(《淵雅堂文外集.卷首》)裏,吳錫麒盛讚王芑孫能為有本之文,說他:「於《詩》、《書》、《禮》、《樂》之旨,抉之甚精。其自春秋戰國以及漢唐諸大家,皆神而明之,各造其極,當世之為古文者,莫之若焉。」蓋亦與〈送王惕甫之華亭教諭序〉所言,其意相同。
[51]章學誠曾批評戴震「於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此處所言古文,非指古文經學,而是韓、柳古文。他說:「馬、班之史,韓、柳之文,其與於道,猶馬、鄭之訓詁,賈、孔之義疏也。戴氏則謂彼皆藝而非道,此猶資舟楫以入都,而謂陸程非京路也。」其意蓋謂文史之學與經義訓詁皆是通往道之門徑。在章氏看來,求道之路,不僅只在「經傳訓詁」一路,「文史校讎」同樣是通向道的康莊坦途。而王芑孫與實齋之不同,在於實齋雖亦重馬、班之史,韓、柳之文,以為文章一樣可以見道,但他有得魚忘筌的傾向。也就是說,他重視的是文章所載之道,而非文章本身。所以文章只是載道之工具,既已通往道,則入道之門徑會被他忽略。然芑孫不但強調文章可以載道,對於什麼樣的文章才能表現道等等細微關竅處,也同樣不輕忽。而顯然漢學家的蟲魚注疏之體與華辭翰藻的辭賦駢文,都不是表現道最好的載體。〔清〕章學誠:〈書朱陸篇後〉、〈又與正甫論文〉,《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年),頁16、。
[52]石韞玉:〈寄和惕甫〉,《獨學廬初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第冊影印清乾隆刊本,年),卷8,頁22-23。
[53]例如張舜徽就對石韞玉之學,有一番精闢的議論。他說:「韞玉詩文頗有雋才,而學問無根柢。嘗自言究心於古作者之林,始得司馬遷之文而好之,學焉而不得其徑。繼得莊生之文,又好之,學焉又不得其徑。因思行遠者自邇,登高者自卑,降而學於眉山大蘇之集,忽忽若有所遇,涉筆有文從字順之樂,遂自謂得之。習之既久,覺其淺水不漪,由是復泛濫於古之立言者。李唐之文,昌黎稱最近道,陸宣公慷慨論事,有體有用云云。其時有勸之探源於《選》學者,韞玉謝之。則其致力於文,所朝夕規為者,終未越唐宋諸家蹊徑耳。」又說:「韞玉於字學尤疏,觀其考證一『泪』字,??知其於蒼雅故訓,全未問津。大本既失,遂無往而不支離。」又說:「韞玉又自言生平無所嗜好,唯喜蓄古人金石文。故集中文字,亦以金石碑版題跋為多,而精絕者少。蓋雖嗜古成癖,顧無學養之功,故所入不能深也。《初稿》有考證石鼓之文,大抵襲用陳言,??益以見其不學之陋。至於品定《史》、《漢》優劣,謂班書〈賈誼傳〉,備載〈治安〉一疏,而太史公唯錄〈鵩鳥賦〉與〈弔屈原文〉,因謂固之識遠不逮遷。此尤文士之見,不足與語學術之深淺也。??韞玉早掇巍科,有文名於當時。今校其所至,特乾嘉中不讀書之狀元耳。與王芑孫生同鄉而友善。芑孫名位雖卑,而其學其文,固遠勝之。」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年),頁-。需要說明的是,惕甫的學問文章雖遠勝於石韞玉,但他所持之道既與石韞玉相同,則面臨的挑戰當與石韞玉差無二致。
[54]王芑孫:〈蓮花寺讀書圖記〉,《惕甫未定稿》,卷6,頁13。
[55]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頁。
[56]王芑孫:〈故人魯絜非之子習之孝廉嗣光,至自江西,以吳白厂廣文照所著《聽雨齋詩集》見貽。集中有贈習之作,齒及鄙人,因用其韻贈習之,兼答白四首〉,《淵雅堂編年詩》,卷13,頁2。又芑孫〈題任文田兆麟像卷四首〉有云:「君雖隱巖穴,經訓熟周漢。輯之為《述紀》,墜帙網其散。奉持古尊罍,羅列今几案。後生食其餘,筆舌驟璀璨。」(《淵雅堂編年詩》,卷20,頁1)按:乾嘉之際以網羅散佚之周秦漢晉古注疏為目的的讀書劄記相當流行,如洪頤烜的《讀書叢錄》、宋翔鳳的《經問》之類,是許多帖括之士取以為資的枕中鴻寶。任兆麟的四卷《述紀》,亦有此功能。芑孫所言「後生食其餘,筆舌驟璀璨」者,就是指那些寫駢體辭賦之人,獵其書所載典故,發為辭章。如王鳴盛即云:「任生文田,篤志窮經,嚅嚌古學有年,爰摘取三代兩漢之書幾十種,釐為上下冊,目曰《述記》,以嘉惠藝林。嘻!以此為說經之佐證,而供帖括之取資,誠迷津之寶筏,塗之束炬矣。行且不脛而走,爭先睹之為快。」這種為迎合漢學風潮所造的終南捷徑,招致有識之士的批評。例如焦循即批評世俗之所謂考據者,乃補苴掇拾者之所為,不過擇其新奇,隨時擇錄,與經學絕不相蒙,止可為詩料策料,在四部書中為說部,不得竊附於經學。指的就是這種補苴掇拾以為詩料策料的讀書劄記。稍後的李兆洛亦批評士人習漢學日久,使「無識者乃藉以取名,或甚至以此希取富貴」。晚清朱一新也批評像《九經古義》、《讀書雜記》、《讀書脞錄》之類彙整經學古義的讀書筆記,既無當於精要,只能是士子們刺取經義以應試的射策所資。即如俞樾《群經平議》、《茶香室經說》,亦未能免於淪入科舉參考書之地位,以致引來俞樾之慨嘆。俞樾曾在文章中提到當時學者,以舉業之故,多喜讀其《群經平議》,而少措意於《諸子平議》,故曲園於此,亦嘗致憾焉。另外,在書信裏,亦憂慮其《茶香室經說》成士子揣摩迎合考官之資。〔清〕王鳴盛:〈任文田《述記》序〉,收入〔清〕任兆麟:《述記》(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15冊影印乾隆五十二年任氏映雪草堂刻本,年),卷首;焦循:〈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著作書〉,《雕菰集》,卷13,頁-;〔清〕李兆洛:〈與方植之書〉,《養一齋文集》(光緒四年湯成烈重刊本),卷18,頁33;〔清〕朱一新:〈示兒萃祥〉,《佩弦齋雜存》(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葆真堂板《拙盦叢稿》,年),卷上,頁54;〔清〕俞樾:〈左祉文諸子補校序〉,《春在堂襍文》五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卷7,頁2;俞樾:〈與徐花農學使〉,《春在堂尺牘(六)》(臺北:中國文獻出版社,影印《春在堂全書》,8年),頁35。
[57]王芑孫:〈蓮花寺讀書圖記〉,《惕甫未定稿》,卷6,頁13。
[58]王芑孫:〈廿一史言行錄序〉,《惕甫未定稿》,卷3,頁9。
[59]同前註。按:錢大昕〈序〉言:「吳門有隱君子曰過穆君,楗戶讀史數十年。嘗訪予紫陽書院,談史事,本末貫串,予心重焉。」又言:「予索而讀之,始自漢初,訖於元末,凡名卿鉅儒立身制行可為後來師法者,略備於是書。洵乎擇精而語詳者矣。」〔清〕錢大昕:〈廿二史言行略序〉,收入〔清〕過元旼:《廿二史言行略》(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第4輯第16冊影印嘉慶四年刊本,年),頁。
[60]王芑孫:〈莊川《十國宮詞》序〉,《惕甫未定稿》,卷4,頁19-20。
[61]例如王鳴盛即言:「歐不但學《史記》,並往往自負法《春秋》。??愚
謂歐公手筆誠高,學《春秋》正是一病。」而錢大昕亦言:「歐陽公《五代史》自謂『竊取《春秋》之義』,然其病正在乎學《春秋》。」而章太炎更是出以諷刺之言說:「歐陽脩作《五代史記》,自負上法《春秋》,於唐本紀大書『契丹立晉』,為通人所笑。此學《春秋》而誤也。《春秋》書法,本不可學,『衛人立晉』云者,晉為衛宣之名,今契丹所立之晉,國名而非人名。東家之顰,不亦醜乎?」〔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大化書局,年),頁0;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嘉定錢大昕全集》第6冊,頁;章太炎:《國學略說》(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年),頁-。
[62]例如錢大昕即多次提到治史之態度在實事求是而非任意褒貶。如在〈元史本證序〉中,他對汪輝祖專以本史參證的治史方法,大加讚歎。以為「視區區評論書法,任意褒貶,自詭於《春秋》之意者,所得果孰多哉」!又在〈廿二史考異序〉中批評:「更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疻痏,不稽年代,不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甚高,居心過刻。」故錢氏曰:「予尤不敢效也。」蓋錢氏之信念,唯實事求是而已,如其在〈盧氏群書拾補序〉中所云:「讀是書,竊願與同志紬繹,互相砥厲,俾知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毋徒執村書數篋自矜奧博也。」錢大昕:〈元史本證序〉、〈廿二史考異序〉、〈盧氏群書拾補序〉,《潛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頁10、、。
[63]王芑孫:〈題蔣蔣山茂才徵蔚《雨窻讀史圖》〉,《淵雅堂編年詩》,卷15,頁12。
[64]王芑孫:〈汧澼百金方序〉,《惕甫未定稿》,卷3,頁20。
[65]同前註,頁21。
[66]王芑孫:〈大清一統志表序〉,《惕甫未定稿》,卷3,頁18。另外,在〈嶺西雜記序〉裏,惕甫亦有類似之見。如云:「《嶺西雜記》者,吾鄉王慧音先生孝詠居嶺西時,記其山川民物,方言土俗。又自道生平所得,或讀書而有聞於古,或治事而有見今,咸以筆之於書。書以嶺西名,不專為嶺西作也。??余生後,不及見先生。讀其書,知其上下於古今之故深矣。今去先生世又數十年,時移事易,所著利害或不相酬,要不失為當時有識之言。非讀書通變之君子,無以為也。」王芑孫:〈嶺西雜記序〉,《惕甫未定稿》,卷3,頁7。
[67]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頁。
[68]王芑孫:〈與姚姬傳先生第二書〉,《惕甫未定稿》,卷8,頁35。按:《惜抱軒手札》第四冊錄姚鼐於嘉慶十六年冬致王芑孫二函,其二為:「聞近極用力於經學,甚善,甚善。鄙著《九經說》、《三傳補注》,今各以一部承教,或於高明,亦少有啟發處否?鼐再拜。」
[69]王芑孫:〈故人魯絜非之子習之孝廉嗣光,至自江西,以吳白厂廣文照所著《聽雨齋詩集》見貽。集中有贈習之作,齒及鄙人,因用其韻贈習之,兼答白厂四首〉,《淵雅堂編年詩》,卷13,頁2。
[70]王芑孫:〈和同年葉雲素舍人繼雯移居詩用天山薑集中韻〉,《淵雅堂編年詩》,卷10,頁4-5。
[71]王芑孫:〈太平寰宇記補闕序〉,《惕甫未定稿》,卷3,頁16。按:芑孫序言,於是書甚為推重,然據中華書局年版《宋太平寰宇記》之前言,知萬廷蘭之校刻本,雖旁蒐遠紹,悉心釐訂,用力甚勤,然舛誤甚多,最嚴重者在於輕意刪改,隨便增補。然芑孫於此等處皆不關意,而是重在是書能增廣見聞、開拓視野的功用。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芑孫論學,有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的特色。
[72]王鎏:〈族兄惕甫先生傳〉,閔爾昌纂錄:《碑傳集補》,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卷47,頁20。
[73]王芑孫:〈族弟芸巖詩序〉,《惕甫未定稿》,卷4,頁31-32。
[74]王芑孫:〈陶山詩錄序〉,《惕甫未定稿》,卷4,頁33。
[75]關於清代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特點與分野的討論很多,較早如劉聲木《萇楚齋隨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年,頁53)批評翁方綱詩是「陰以國朝漢學考證之文為法」,說他所作「似詩非詩,似文非文,似注疏非注疏,似類典非類典」。又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年,頁)譏翁方綱喜以學入詩,為袁枚所訕笑,又引來凌廷堪的反駁。而像嚴明的〈學人與詩人的際會合流─清代「學人之詩」的形成與發展〉,《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3卷第3期(年9月),可算是近年的代表之作。另外,像寧夏江的〈論學人之詩〉及〈論晚清學人之詩〉,分別載入《暨南學報》年第3期及年第12期。也對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分野,作出判讀。另外,寧夏江與魏中林合著有〈論鄭珍的學人之詩〉,載在《貴州文史叢刊》年第1期。而鄭永曉亦有〈清代詩人之詩與學人之詩的分野與融合─以鄭珍詩為例〉,原發表於遵義「紀念鄭珍誕辰周年暨沙灘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後載入易聞曉、張劍主編:《道、咸「宋詩派」詩人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臺灣方面,像陳秀香的《黃景仁詩人之詩與洪亮吉學人之詩比較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年),也都是就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之分合等方面問題進行之研究,皆可提供學界做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76]〔清〕伊秉綬:〈丁卯失怙荷承鉅卿良執群為傳志墓道之文服闋後乃得攄愫陳謝並志溯懷四首之四.王大鐵夫〉,《留春草堂詩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冊影印嘉慶刻十九年秋水園刻本,年),卷5,頁11。
[77]欽善:〈長洲王惕甫先生評語一則〉,《吉堂詩稿》,卷首。
[78]王芑孫:〈何蘭士工部道生枉贈七律四章並以所著《方雪齋詩集》見示作此奉酬四首〉,《淵雅堂編年詩》,卷9,頁18。[79]王芑孫:〈洪稚存集序〉,《淵雅堂詩文續》,頁55。
[80]翁方綱:〈與陳石士論考訂書〉,《復初齋文集》,卷11,頁14。
[81]同前註,頁15。
[82]相關討論,可參陳連營:〈翁方綱及其經學思想〉,《故宮博物院院刊》2年第6期,頁8-14。
[83]王芑孫:〈答翁覃溪先生書〉,《惕甫未定稿》,卷8,頁6。按:姚、宋、范、韓以儒者而建功業,是王芑孫對文人之最高禮贊。如〈上畢秋帆先生書〉即云:「比歲江楚多故,騶從勤勞,重以參佐無才,偏裨不誡,以為公憂。雖上之所以望公益重,公之報塞,亦且益難。然諸葛武侯、王文成之不見於世久矣。天其或者以是責公,投之於盤錯,以大建儒者之功名,而示姚、宋、范、韓之所為。」(《惕甫未定稿》,卷8,頁7)蓋是將畢沅上比於唐之姚崇、宋璟,宋之范仲淹、韓琦,以畢沅身居高位,能以儒者建事功之故。
[84]王芑孫:〈題吳枚庵明經《借書圖》二首〉,《淵雅堂詩文續》,頁5。
[85]王芑孫:〈石琢堂集序〉,《淵雅堂詩文續》,頁53。
[86]同前註。又王芑孫:〈塞館雜詩後十首〉之一言:「韓歐去我久,世無古文辭。吾生病博愛,於藝無不為。??昔與汪、彭遊,敦勉厚相期。逡巡不敢作,欲以道自治。待其道之成,而後與世垂。」(《淵雅堂編年詩》,卷9,頁9)表達的仍是其棄去華麗辭章,欲以古文垂世,以道自治的想法。
[87]王芑孫:〈答翁覃溪先生書〉,《惕甫未定稿》,卷8,頁6。
[88]王芑孫:〈答桐城汪均之書〉,《惕甫未定稿》,卷8,頁37。
[89]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儲欣編《唐宋十大家全集錄》,清康熙四十四年遺精堂刻本,曾經芑孫家藏。其第二冊前有芑孫朱筆題識云:「乾隆壬子二月,襆被海淀睿邸之清華園,意欲絕詩不為而大治古文之學。」通觀全書,芑孫皆有批點,題識末復標日期。其首為韓愈之《昌黎先生全集錄》,每篇皆有芑孫朱筆圈點,多在二月杪至三月初;其地則在海淀園睿親王府。以上所引,錄自睢駿:《王芑孫年譜》,頁。
[90]王芑孫:〈泖東詩課序〉,《惕甫未定稿》,卷3,頁35。
[91]王芑孫:〈答顧處士承〉,《淵雅堂詩文續》,頁36。
[92]王芑孫:〈城南雅遊寫像記〉,《惕甫未定稿》,卷6,頁10。
[93]王芑孫:〈對雪寄酬董琴南編修國華,兼訊劉芙初嗣綰、顧南雅蒓、徐少鶴頲、陶鳧香粱諸翰林,并少鶴之弟穎、錢同人孝廉侗四首〉,《淵雅堂編年詩》,卷19,頁10。
[94]王芑孫:〈紫雲山房詩鈔後序〉,《惕甫未定稿》,卷3,頁32。
[95]王芑孫:〈嘉樹山房集序〉,《惕甫未定稿》,卷4,頁4。
[96]王芑孫:〈今文偶讀序〉,《王鐵夫雜稿》(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稿鈔本乾嘉名人別集叢刊》第25冊影印清鈔本,年),頁-。
[97]秦瀛:〈王惕甫墓誌銘〉,《小峴山人詩文集.續文集補編》,頁33。
[98]王芑孫:〈送李介夫典試湖南序〉,《惕甫未定稿》,卷5,頁6。
[99]王芑孫:〈與彭允初書〉,《惕甫未定稿》,卷8,頁3。
[]〔清〕張士元:〈答王惕甫書〉,《嘉樹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第冊影印道光六年續刻本,年),卷9,頁6-7。
[]王芑孫:〈答魯賓之書〉,《惕甫未定稿》,卷8,頁29-30。
[]王芑孫:〈跋故湖南巡撫陸公家書〉,《惕甫未定稿》,卷26,頁7。
[]王芑孫:〈十箴〉,《惕甫未定稿》,卷19,頁4。
[]王芑孫:〈自序〉,《惕甫未定稿》,頁2。
[]〔清〕胡培翬:〈國朝詁經文鈔序〉,《研六室文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7冊影印道光十七年涇川書院刻本,年),卷6,頁4。
[]〔清〕姚瑩:〈覆黃又園書〉,《中復堂全集·東溟文外集》(臺北:文海出版社,年),卷1,總頁5-7。
原載
《文章自可觀風色——文人說經與清代學術》
第肆章,引用請以原書爲準。
臺大出版中心,年版。
感謝蔡長林先生授權推送。
作者簡介
蔡長林,臺灣澎湖人,一九六八年生,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中研院中國文哲硏究所硏究員。専研中國經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春秋學、尙書學。著有《論崔適與晚清今文學》、《常州莊氏學術新論》、《從文士到經生——考據學風潮下的常州學派》等,主編有《晚清常州地區的經學》、《隋唐五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林慶彰教授七秩華誕壽慶論文集》,校訂《翼教叢編》、《陳用光詩文集》。另有〈唐代法律思想的經學背景——《唐律疏議》析論〉、〈從對祭仲評價之轉變看公羊學經權說的歷史際遇〉、〈姚鼐《易說》的經學見解〉等論文數十餘篇。
主編:呂亞南戴莉
編輯:于晨洋
顧問:許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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