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留痕第52期

文/青水秋鱼

如果让举个古代盛世的例子，贞观之治可能是很多人的第一个回答。23年贞观朝，是政治清明、君臣一心的典范。唐太宗的贤明，既表现在任人唯贤，从谏如流，也表现在其能从制度上约束自己，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建立了防止权力滥用、确保政策合理的集体决策机构——政事堂。政事堂，是讨论政事的地方，起初设置在门下省，而不是最懂皇帝心思的秘书们所在的中书省，为什么？这与门下省的一项重要职责有关，甚至可以说，政事堂也是为此而生。三省六部制的职责分工及流程是：中书省根据皇帝意见起草诏书，交门下省审核，通过后交尚书省下面的六部执行。可见，中书省是指挥机构，门下省是监督机构，尚书省是执行机构。这里暗含了一种对立情况，门下省不同意怎么办？按程序是驳回修改或重写。执行这项工作的是门下省的给事中，所行使的权力谓之“封驳权”。这是古代清明政治的典范之举。不要觉得驳回的情况是小概率事件，在群臣敢言直谏的贞观朝，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也正是因为驳回太多，浪费精力、效率太低，所以君臣合计了下，决定在颁布诏令前两省先开会讨论，双方都觉得可行，再走程序，免得做无用功。所有诏书，必须经政事堂讨论通过，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后，才能生效。这就是政事堂会议。起初，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是无权参加会议的，他们只消领了任务去办即可。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尚书省的六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毕竟会碰到实际问题，这是中书省、门下省靠脑子想不出来的，所以尚书省的意见显得很有价值。又为了更好地传达诏令，当场交代清楚，所以尚书省最终也被允许参加政事堂会议。由此，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就成了决定国家大计的高级官员，这样的官员，在前面的朝代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宰相。是的，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个，除了三省长官外，如果皇帝看中了哪个贤明能干者，也想让他参与讨论政事，只要赐给他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他就有了宰相之名，也有了政事堂属于他的一席之位。之所以设置如此多的宰相，自然是为了分散权力，互相制衡，防止出现权相。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褚遂良……贞观朝贤相之多，基数大也是一个关键基础。正是有了完善的集体决策制度，一个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在贞观朝涌现，最终奠定了耀眼的贞观之治。有两件事情反映了政事堂制度的作用和无奈。一是“斜封官”的出现。唐中宗时期，安乐公主大肆受贿，为人谋官，不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市井小人，只要行贿三十万钱，即可绕过正常程序，讨得中宗皇帝亲笔写敕书任命的官职。但中宗也知道这样违反制度，非常难为情，所以敕书上的“敕”字是用黑笔而不是红笔写的，封口是斜封而不是正封，史称“斜封墨敕”。这种敕书，绕过了政事堂，没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所任命的官为人不耻，被蔑称为“斜封官”。二是“刘祎之事件”。武则天废掉唐中宗李显、改立唐睿宗李旦后，临朝称制。时任宰相刘祎之对此非常不满，说了几句抱怨的话，被人告密到武则天处。武则天很不开心，不久后罗织罪名，颁下一道敕令，要将刘祎之治罪。刘祎之发现敕书未经凤阁鸾台盖印，当即不屑一顾地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凤阁鸾台就是中书门下，无聊的武则天改的名字。刘祎之的意思就是，这敕令没有经过宰相们开政事堂会议讨论决定，没有效力！使者也自知理亏，说不出话。刘祎之的这声质问，是对君权的反抗，是对贞观传统的捍卫。虽然最终他被以“拒捍制使”之名赐死，但他无愧于太宗皇帝，无愧于那个灿烂的贞观之治。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