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耿立，原名石耿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当代著名散文家、诗人，教授。曾任山东菏泽学院中文系主任，全国"叶圣陶杯“作文大赛评委。年第五期《北京文学》封面人物，获《人民日报》与中国作协“美丽中国”奖；作品获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第六届老舍散文奖，《中国作家》第二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散文集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山东省第二届泰山文艺奖”；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和国内多家权威选本选载，有广泛的影响。曾出版《遮蔽与记忆》《无法湮灭的悲怆》《藏在草间》《青苍》《缅想的灵:地》《新艺术散文概论》等十余本散文集。

大地的铭辞

耿立

　　也许是机缘，山以石峻，我姓氏里有石字，而我们石姓的起源就是这座山。

　　我一直觉得泰山是人格化的，是雄性的，是坐在历史深处的一尊神，是民族信仰的脊柱，泰山是我们民族的骨。虽然在我老家山东的农村一些父老说“去泰安山朝山”，多的是拜泰山老奶奶，但那也是朴素的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祈求多子多孙，延续民族的香火。

　　对许多人来说，登泰山是一个梦想，这不是因了它的险峻，也非巍峨。而是它的文化的叠加和层垒与积淀，泰山日出的磅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豪迈，历代帝王的膜拜，都增添了它的神秘与神圣，那些建筑，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那些摩崖石刻，那些残砖断瓦，在在都像断代的简帛，诉说着沧桑，但和起来，又是一部比二十四史还卷帙浩繁还生动有趣有温度的活化石。

　　如果你嫌那些文化的压抑阻塞了你，你可以选择与山石雾岚与古树切磋。在五岳之中泰山的海拔不是最高，体格也不魁梧，不怎么像山东大汉，它和吃辣椒的南岳衡山和喜唱豫剧的中岳嵩山比起，还说得过去，而和满嗓子秦腔和老醋泡大的北岳恒山比器，它又是矮小的。

　　泰山像有满腹的心事，你看那些阅历深广的老树就可知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泰山的惟我独尊不是自高自大，你看在华北平原上，从长城到长江南北数千里，从燕山到太行到桐柏到大别山，这些连绵千里的大山以东，又有何个山丘能与泰山比肩？这是我们民族的一块硕大的印章，有了它，江山就安妥就稳固；如果说长江和黄河是我们民族不竭的动力，我们民族的帆船远航出海的压舱石就是泰山。这些老百姓懂，帝王更懂，无论是秦皇还是汉武。

　　人们把泰山称为五岳之尊，因为这是太阳所出的地方，是东方，是春天所由，是万物的主宰，这里面有我们民族古老的生生不息的哲学理念，东方在易经里所在的卦象是震卦《说卦》有：“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又说：“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至于南方的离只得中女，西方的兑只得少女，北方的坎也只得中男，所以泰山成为众岳之长是理所应当，于是一块“五岳独尊”的石碑就像历史的定格，千年屹立。

　　泰山代表了正统，泰山是雄性的阳刚的图腾。它是历史也是文化，是哲学也是宗教，是儒家的，也是释家的，是道家的，也是皇家的，你看岱庙、碧霞祠、青帝宫、玉皇庙，你看普照寺、斗母宫，你看孔子登临处，你看皇帝的遗墨，再看“风月无边“的刻石。众神备于一体，各种道场，众美其美，各美其美。这是一种和弦，是一种共鸣。

　　但泰山是沧桑的，最能显现那些沧桑感的，是泰山上的字迹——漶漫的字迹漶漫的摩崖石刻和那些郁郁苍苍瘦硬通神的松柏桧槐。孔子面对流水感慨“逝者如斯，不舍昼夜”，那是知道时间是线形的不可弯曲不可倒流的无奈，毛泽东晚年爱读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枪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我到岱庙看五株汉柏的时候，想起的也是这故事，《世说新语》里有：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玡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再英雄的人物，也耐不住时间的折磨，毛泽东到达陕北的“数风流人物”和桓温北争的豪迈到头还是落得感慨而已。

　　人说岱庙里的汉柏是当年汉武帝来泰山封禅，亲自手栽，我曾用手一棵一棵抚摩一下那柏树，千年下犹有那种汉家天子的体温。我们民族来自那个朝代，我们民族姓汉，这树也姓汉。在山东有树老成精的习俗，我觉得这柏树里也藏有我们民族的魂魄，耿耿大汉魂，历千磨万难，虽然有些树枝被铁架固定，有些炭化的部分被水泥填补，那些皮也大都剥落，但这树还活着，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些根系在为顶上虬蟠的苍青输养分通筋络。

　　我曾带儿子在这五株汉柏下久久发呆，太阳快要落山了，儿子说：爸爸，又神经了。

　　我笑笑。

　　儿子说：树就是树，你能看出果来？

　　是啊，这些树令我低回，傍百年树，读万卷书。我没有破坏欲望，但想手里有个硕大的锯，把这些柏树锯出一截汉柏的横剖面。我要看它最初的萌发，那是一叶芽，那时我们的汉民族正萌发，是高祖的时代么？然后如拳了，个子也高了，它迎面碰上了武帝。于是在泰山的脚下它立定了根基，想它把根系抓住泥土的那天，也许，司马迁见证了那个时刻。这个横剖面的同心圆在扩大。它看见了武帝刘彻元封元年（前年）封泰山、禅肃然，以后又七次来这里封禅；同心圆再扩大，汉光武帝刘秀来过，建武三十二年（56年）封泰山、禅梁父；魏文帝曹丕来过，黄初元年(年)登坛柴祭泰山。隋文帝杨坚来过，开皇十五年（年）筑坛设祭泰山。唐玄宗李隆基来过，开元十三年（年）封泰山、禅社首。清圣祖玄烨来过；高宗弘历曾先后10次来泰山封禅。

　　这些汉柏呀，年的高龄，一个完整的没有断裂的生命，须髯临风，霜过，雨过，风过，雷劈过，电击过。哭过笑过，我真想从那同心圆最里面的一点开步，一二一二。从汉走到魏晋，与竹林七贤白眼看天，青眼看人，然后到隋唐，陪太白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然后碰到了苏轼碰到了李清照。我走啊，在这同心圆里不分昼夜，无论脚上有多少风霜。我要在北宋的庆历五年停一下，这一年，我们石姓的先祖从泰山脚下，一晚上跑了28家逃避皇上的追捕。那一年被称为徂徕先生的石介死了，但他因支持范仲淹欧阳修而得罪了奸臣等人夏竦。夏竦为解切齿之恨，便从石介开刀，命家中女佣人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有理也说不清，只好请求外人，变法遂告失败。石介也在“朋党”之列，成了众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返回徂徕山待阙，未到任所便病死家中，终年四十一岁。

　　石介死后，夏竦等人并未甘休，欲置革新派于死地。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宋仁宗下诏将石介的妻子、儿子编置在江淮，由地方官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又派中使去把石介的棺材打开检查虚实，同时，还将石介的弟子关押起来，后经杜衍等数百人以身家联名具保石介已死，方才使死后的石介免受剖棺之灾。我的先祖是石介的五弟，当时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也从泰山脚下跑了，一个人流浪到了濮州，以后繁衍生息。

　　庆历六年（年）的一个秋夜，欧阳修含泪打开石介的遗著——《徂徕集》，写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石介死后二十一年始得正式下葬。欧阳修撰写《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先生貌厚而气完，笃学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以为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时，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

　　也许，一个家族有神秘的遗传，我们姓石的源头在泰山，泰山老奶奶碧霞元君是姓石的姑娘，最著名的泰山石敢当，也是关于石姓的传说。相对于历史上东岳大帝信仰浓厚的政治色彩，碧霞元君信仰则更具有民间基础。碧霞元君是道教尊奉的女神，俗称泰山娘娘、泰山圣母、泰山奶奶，道教尊称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道经《太上老君说碧霞护世弘济妙经》言，碧霞元君是西天斗姥精运元气化身，在泰山修道成真，证位天仙，受命玉皇统摄岳府神兵，护国佑民，洞察人间善恶。传说碧霞元君能福佑众生，特别保护妇女儿童，有求必应。

　　泰山碧霞祠是碧霞元君上庙，位于岱顶天街与大观峰之间，兴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年），明弘治年间改名碧霞灵应宫，清乾隆年间重修后改称碧霞祠。碧霞祠是一组宏伟壮丽的古代高山建筑群，面积平方米，由大殿、香亭等十二座大型建筑物组成。左右对称，南低北高，层层递进，布局严谨，盖瓦、大脊等均为铜铸，明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在《东岳碧霞宫碑》中描绘说：“琼宫银阙，连岭背麓，丹青金碧，掩映层霄。香烟烛焰，若云霞蒸吐碧落间。”大殿内供奉碧霞元君贴金铜坐像，凤冠霞帔，慈颜安详端庄。宋代以来，民间对碧霞元君的信奉，千年不衰。清韩锡胙在《元君记》中记载，“通古今天上神，首东岳。东岳祀事之盛，数碧霞元君……自京师以南，河淮以北，男妇日千万人，奉牲牢币喃喃泥首下。”明清时，元君庙遍及全国。查《岱史》可知，凡遇事，如猛虎为害、飞蝗为灾、旱涝、皇储未建等，帝王或官员都会遣使或亲自致祀元君，求元君赐佑。乾隆帝母亲八十大寿时，乾隆帝仍登岱顶拜元君。时至今日，每年仍有逾百万的香客游人登泰山朝拜碧霞元君。我的老母亲念叨的泰山老奶奶就是她。

　　泰山的每一块石头都是神气的，泰山石敢当就是典型，并且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信仰。民间自唐以来，取泰山石立于桥道要冲或砌于房屋墙壁，上刻（或书）“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之类，以禁压不祥，相衍成俗，广为流行。至今，人们依然喜欢在建筑中安置“泰山石敢当”，它也逐渐成为一个平安符，遍布大江南北。

　　庆历五年，那是公元年，对我们家族来说，是致命的一击，他们开始逃难，但大家都有一个信念：泰山，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家。

　　我还在想象的同心圆里一圈一圈地走，天黑了，我还沉浸在宋朝。

　　“爸爸，你哭了？”儿子不解地问，我泪眼迷蒙地抬头看着他。

　　我为历史而哭。我说庆历五年，就是这一年。

　　“这一年怎么了。”儿子问。

　　“石介爷举家犯抄，一个晚上，我们姓石的在泰山脚下一个叫桥爪子的地方跑了28家啊。”

　　天黑了，星星出来了，我和儿子走向宾馆，我看到了天上的北斗历历。星星还是汉代的星星啊。星星还是宋代的，但人却经历了多少劫难和轮回啊。

　　在宾馆里，电视上竟然播放了一段《沙家浜》中郭建光“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哈哈，泰山是一种文化符号，而青松一粘上泰山也身价高昂，究竟是哪一棵青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是泰山顶上的。

　　我知道泰山上有五大夫松，相传是因秦始皇东巡在泰山封禅遇雨，就在这五棵松树下避雨，雨后，这松树便被加封受爵，和汉武帝的柏树相较，这松树是祖父级别的，所谓的秦砖汉瓦，成了秦松汉柏，但始皇帝的树更加命运多舛，在明朝就被山洪冲走，直到康熙年间才加补植，现在还有两株。

问他们始皇帝的往事，问他们李斯的书法，怕只能是顾左右而言他吧。

　　泰山上有许多的摩崖石刻，李斯的泰山刻石是秦篆保留至今的唯一真迹，张怀瓘则称颂李斯的小篆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今存于岱庙东御座，周围以玻璃镶嵌，使游客能一睹李斯小篆风采。而在书法史上，有“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美称的《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更是让人怀想那些书写者和雕刻者对佛的虔敬，“在泰山山腹，平坡花岗岩溪床上”，这是多年前摩勒的字，字径50厘米，原有多字，现尚存个。

　　泰山的刻石真草隶篆，诸体皆备，就如那些松柏的枝干，铁钩银划，夭矫回旋。

　　那些泰山的石，有的如闫真卿的壮硕，有的是赵孟芾的秀美，余光中更是用书法作比泰山的松柏，实获吾心“譬之书法，柏姿庄重如篆隶，松态奔放如草书。”泰山上颇有一些奇松，透石穿罅，崩迸而出，顽根宛如牙根，紧咬着岌岌的绝壁，翠针丛丛簇簇，密鳞与浓鬣蔽空，黛柯则槎桠轮，能屈能伸，那淋漓恣肆的气象，简直是狂草了。

　　有时我想，山水需要诗人画家做解人，否则那山是寂的，水是哑的。泰山，如果缺少了历代帝王和百姓的追捧，那它也成不了人们心中的圣山。

　　我未到过西藏，但那些朝圣者却在我心中长久地扎根，我曾在母亲念叨到泰山朝圣的神情中，想到西藏的那些朝圣者，我有一个骑单车到西藏的朋友，他告诉我到西藏令他心灵震撼的不是圣洁的雪山，不是庄严的佛殿，也不是茫茫荒野上的藏羚羊，而是那些虔诚的朝圣者。在布达拉宫下，在大昭寺门前，许许多多的朝圣者，无论男女，都蓬头垢面，身着长围裙，手戴木拖板，面对佛殿，神情凝重，喃喃念诵，俯身下去，四体伸直，头和鼻都触地，然后起来，再重复。一次，两次，永无休止。他们中有七、八十岁的长者，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也有十来岁的小孩。他们有的来自几百甚至几千里的地方。他们是三步一叩地翻山越岭，历经数月甚至数年才到达这地方的。

　　在雪域高原，这样的朝圣者处处可见。这些人心地虔诚，三步一叩绝不少一叩。遇到涉水之地，他们会补足淌水距离该磕的头。为朝圣，他们会磕得四肢溃烂，面额血肉模糊而不停止；为朝圣，他们沿途乞讨为生，即便冻饿死在山野也不后悔。

　　朋友骑单车曾多次看到同一帮的朝圣者，看见昨天的那些朝圣几乎还停留在原地。一天匍匐而行，走不了十里路。但他们的脸上没有半点的疲乏和劳累，更没有一丝的焦虑怨恨，只有祥和安宁。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仿佛金色的希望和幸福就在前面召唤，他们满怀着感激的心情坚定地跪叩着前进。

　　朋友从西藏回来给我讲那些朝圣者，他说：在当今喧嚣的都市，人欲横流。许多人讥笑西藏的荒凉，嘲弄那些有庄严信仰的人们。我们周边多的是名利之徒，名缰利锁，多的是欲海挣扎钱眼里的尔虞我诈，不择手段。所谓的成功人士的一掷千金；所谓的失败者的诅咒。他们何尝有自己的真正的快乐。对比那些心灵充实、理想坚定的朝圣者，他们是没有灵魂的一块肉而已。

　　是啊，泰山，也是这个民族的圣山，我曾长久想始皇帝为何不在咸阳好好待着，为何一次次到泰山到东海去寻找什么？真的是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么？

　　泰山有一种宗教的意味，我们知道，无论基督佛陀，他们的功效是对现世的安慰，是对生死的了悟和解脱，即使现在，宗教的香烟还仍旺盛，就像生命的延续一样，也许，人们在宗教里看到了一种肃穆一种敬仰和敬畏，也是一种依靠和倾诉，如若没有了宗教和信仰，人的无聊可能更无法打发，更找不到活下去的根基。

　　宗教安慰了人，解释了人们解释不了的东西。

　　即使帝王，他对众生采取的是俯视，但他知道在他的身边还有更高的神在，那是自然，是山河大地。于是他们对这些自然采取的是仰望和膜拜，面对那些苍茫的生命，他们也只有仰望的份。于是我们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便急忙来泰山封禅，自“泰山阳至巅”，立下表功石碑。碑文是李斯书写的，字迹遒劲，文章华彩，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黎，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颂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皇帝躬听，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体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昆嗣……”封禅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山川祭祀活动。古籍载，黄帝出巡泰山时，大象驾辕，六龙拉车；蚩尤在前开路，虎狼在后护卫；群鬼列侍保驾，众神簇拥陪行；风伯扫除，雨师洒道；蟒蛇伏地，凤凰覆上。黄帝登临泰山之巅，诏鬼神议国事。定大位、划疆域、祭天神，并作清角之音；似两凤双鸣，如二龙齐吟。玉皇大悦，天女起舞。

　　司马迁在史记引管子的《封禅篇》，说古来上泰山封禅的帝王，有迹可见者凡七十二位，其后陆续封禅者，从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一直到康熙、乾隆，更相承不衰。封，是筑土以祭天；禅，是扫地以祭地。

　　泰山封禅历来是中国封建帝王最隆重的祭祀典礼，“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是确认王朝政权“奉天承运”合法性的最隆重典礼仪式。那些官僚们便以能够参与为无尚荣光，不能入伍者则无比失落。汉武帝封禅，太史令司马谈不得从行，忧愧致病，临死前，他痛哭流涕地对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但也有乖巧之人借着封禅而上位，《酉阳杂俎》载，唐玄宗泰山封禅，三品以下官员晋升一级。张说为封禅使，借机将女婿郑镒提升了四级。唐玄宗大宴群臣时，见到郑镒的新官服便提出质问。张说、郑镒翁婿惶恐不知所对。一旁的黄幡绰笑讽说：“此乃泰山之力也。”自此泰山便成为岳父的别称了。

　　我曾多次登泰山，第一次是在半夜开始登山，为的是黎明到日观峰看日出，那是大学求学时代，记得李白也曾在夜间登过泰山，那是秋夜，李白说：“独抱绿绮琴，夜行青山月。山明月露白，夜静松风歇。”但我们是春日，天上没有月亮，只有头上星宿三五，如萤火虫，山路黑黢黢，大家借着手电光，前面呼，后面应，那时的山形也沉在了漆黑里，更加重了阴森，耳边是阵阵松涛，再兼水声虫鸣，有时有凄厉的夜鸟叫，大家的心头就一紧。

　　夜晚的泰山是属于静谧的，偶尔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不清晰的人声，有时还夹杂着一两声犬吠，那是山中的人家或店家所养。那时的泰山，除了游人的几点零星微弱的手电灯光之外，最亮的就要数山上小店的灯火。就是那灯火，给人的却是希望和暖意。我们想到明天可以看到日出，于是夜的黑就有了一种铺垫，如文章。

　　记得还有一次和朋友登山，曾看到泰山极顶玉皇顶庙宇院内，围栏上结满了各地情人的同心锁、爱情锁，让泰山见证他们的山盟海誓。爱是需要呵护的，爱是易碎品，爱也是锁不住的，我曾看到那些锁头，有铜制的有钢铁制的，上面还有工匠刻上男女的名字。

　　记得那次朋友调侃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想开几把锁。也许男人心中都有鬼，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义人，都是有罪的。

　　泰山是圣山，对我们民族来说它代表了一种哲学的宗教情怀，但真实的历史，也许写满了悲凉，始皇帝泰山封禅，他也坑杀了多儒生，把文化弄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唐玄宗的《纪泰山铭》是大唐盛世的宏文，那是开元十四年，杜甫十四岁，杨家的女儿还没有出生，但这里面是否有渔阳鼙鼓的先兆呢？那时长安的时代那些丰满的女人在肉身上绽放出一朵让后世道学家瞠目结舌的花朵，这种健康的如牡丹一样的女人，像李商隐说的“我是梦中传彩笔，欲写花叶寄朝云”，也是这种女人把开元盛世倾覆了。

　　说到泰山不能不说到黄巢，他就兵败死在泰山的虎狼谷。史书上曾记载黄巢用人肉人骨做军粮的细节，这个杀人魔王治下的长安，人肉跟猪肉羊肉一样，进入市场公开流通；这在黄巢的老家菏泽的民间也得到证实，在童年时候，我母亲曾说黄巢杀人八百里，见人就斫，无论老幼，黄巢在民间一直是个杀人的恶魔，后来被某些历史话语转换为了一个英雄，这是可疑的历史的刁诡。有的书中说，黄巢兵败为僧。这书中还煞有介事地录有一首诗。诗曰：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穿尽穿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落晖。”

　　说这是黄巢写的，其实这诗是别人伪造的，赵翼在《檐曝杂记》已考证清楚：唐末黄巢、明末李自成，皆以流贼起事，至陷宫阙，僭伪号，无一不相似。后巢败奔于太山狼虎谷，为其甥林言斩首；自成败奔于九宫山，为村民锄死，亦无一不同。二贼死后，又皆有传其未死者。谓巢依张全义于洛阳，曾写己像，题诗云：“记得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栏杆看落晖。”（按，此本元微之《赠智度僧诗》。）自成死后，亦有传其为僧于武当者，又无一不相似。乃其败死，又皆以破毁祖墓所致。王氏《见闻录》：巢犯阙，有一道人诣安康守崔某，请斫其金统水源祖墓。果得一窟，窟中有黄腰人，举身自扑死。道人曰：“吾为天下破贼讫。”巢果败死。自成祖墓在米脂。相传中有漆灯，漆灯不灭，李氏必兴。边大绶为米脂令，亦发其冢。果有一蛇，遍体生毛，向日光飞出，咋咋而堕。是日自成即为陈永福射中左目。后虽陷京城，旋亦败死。是二贼又无一不相似也。然皆因发冢而灭。青乌家风水之说，岂真有征验耶？

　　又黄巢所至杀掠，独厚于同姓，并黄冈、黄梅等县亦得免祸。张献忠乱蜀时，亦于张恶子、张桓侯庙大有增饰。牛金星以下第举人作贼，凡进士官必杀，举人出身者不杀。后其党杀一县令，询知举人出身，乃弃而奔逃。此亦流贼之相似者。

　　黄巢是死掉了，这样的恶魔是应该没有子嗣的，应该把这些恶魔的历史空间腾出来，让给文明，让给良善，让给那些卑微的人，到泰山朝圣的人。泰山是孔子的山，泰山是孟子的山，泰山是李白的山。泰山是杜甫的山，在泰山的山道上，督抚吟诵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怎样的雄心万丈啊，是啊，自古到泰山的拜谒人在内心唤起总是如日出一样的希望！

　　哦，泰山，日出之山。

?

一

　　多年前，曾到淄博参加蒲松龄散文笔会，那时的我异常苦闷，自然的低气压让人喘不过气来，很多熟悉的名字消失了，成了禁忌，噤声的噤声，颓唐的颓唐，那个夏季，一时又有了一种沉默齐喑的压抑。

　　常常是在星夜，被噩梦惊醒，然后独坐，看窗外的星宿历历，我开始思考知识者的苦难与宿命，何谓知识者？那仅仅是识文断字么？是依附的虫子，被肆意地践踏在地么？那该是有思想要表达的一群，也许是牢骚，也许要骂座，也许是唾沫飞溅义气用事，也许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可能是盛世危言，可能是慷慨义气。他们也有的是脊骨软体，但很多的知识者，特别是古代的那些士人，却可以把“书生的议论，变成砍头的血痕斑斑”，这些书生把当权者放到了一个煎熬的境地不义的境地，你们有钢刀有鼎镬，你们有掘好的坑，但我却秉有一种道统在、传统在，坑任由你坑，烧任由你烧，焚任由你焚，一线的血脉自有流转，从蹀躞泽畔发出天问的屈原到为李陵辩护受腐刑的司马迁，从在宣武门外鼓动学潮的太学生陈东到哭庙抗议的金圣叹，从纪念刘和珍君的夫子鲁迅到为雷震案的胡适博士，从三十万言三十年的胡风到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的马寅初，我知道这一线法脉下还有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逝者如斯。

　　我知道在这些人的脊骨外，还有一块为民族为天下为苍生的喉骨。有人说男人的境界：平生唯有两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但我以为作为一个知识者的境界应该是：平生秉有两块骨，半是脊柱半喉头。

　　当权者，对待脊骨的方法是可流放可宫刑可杀头可瘐毙，如蝼蚁如刍狗；而对待喉骨发音如毒酒捂住了苏格拉底的嘴，用火刑逼着布鲁诺封口，或把不肯噤声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喉骨太不把皇帝当回事，它指点江山，登高疾呼，散布不同政见；喉骨太可恶，它出声便慷慨纵横，言之凿凿，戳穿皇帝的新装。

　　对待那些议论风发的士人，我们民族有这样的一页，明末东林党人中的“六君子”被残害身死后，打手们遵命用利刀将他们的喉骨剔削出来，各自密封在一个小盒内，直接送给魏忠贤亲验示信。魏忠贤竟然把“六君子”的喉骨烧化成灰，与太监们一齐争吞下酒。百年之下，这与文革中张志新被隔断喉管押赴刑场何异？

　　在参加蒲松龄散文笔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住处在淄川，我曾悄悄问当地的朋友，说自己想去一个地方拜谒：稷下学宫。当地的朋友告诉我，稷下学宫作为物质的部分早已荡然无存，而今在临淄区只有一个名号叫稷下街道的办事处，到了临淄倒可以看看西周的殉马坑和足球博物馆。

　　在大学里谋生并 　　钱钟书说过如此的话，“学术大抵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议论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如果以此来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那难免过于偏狭，只有康德那样从事哲学的人，一辈子没离开那个小镇，也许哲学研究近似钱钟书说的意思，文哲之学只是少数素心人的事，是要守得那种闲暇和寂寞才行。我想不管是什么学科专业门类，能优裕从容地进行研究，不为吃穿用度发愁，自然是要建筑在相对丰裕的金钱和物质之上了。

　　而那时的齐国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齐国的国都临淄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会。我们知道战国时的苏秦，曾佩六国相印，他曾有段文字描述齐国与临淄，苏秦口才了得，文才也算是上乘，他周旋穿梭在各个君王之间，凭借雄辩的口才，过人的见识，折服了当时的那些肉食者，你看他如此描写一个国家和国家的一个城市，你不得不佩服这段文字的排比的力道，这里信息密集，令人眼花缭乱，如一个乡下人到了纽约巴黎，苏秦可是见过世面的，但他还是震惊了。“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入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齐之强，天下莫能当。”齐国与临淄的富庶真是立在纸上。我们今天看这段文字，还可以感受到那人声鼎沸的喧闹，我们可以想象文字背后未写出的厅台楼阁，还有那些街道和车马，这里的居民好象音乐游玩是日常的生活，他们无不喜好音乐的吹拉弹奏，他们热衷于足球活动，城内的街衢车如流水马如龙，以至与“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

　　这是一个大都会，天下好玩的好吃的放纵的休闲的好象都积聚于此，而正是这恰恰为稷下学宫的创设备下必要丰沛的物质条件。

　　齐国是一个开放的东方大国，临淄是一个当时来说最开放的城市，所有的我们现代都市里能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在临淄找到她的原型和类似的东西，诸如养宠物猫狗博彩斗鸡，有酒吧有妓女，有足球有音乐会。

　　那是第一个设立歌妓的地方，那是销金窟是歌舞地声色犬马花花世界，我们老祖宗的胸襟和开放程度，有时是我们现代人也不可比拟的。但另一面，这里也是思想的高地是学术的殿堂，开办了一百五十年的煌煌稷下学宫就植根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现代考古发现，让多位考古专家和学者非常惊讶的事情，不仅仅是齐国的那些珍贵的美仑美奂的文物，还有齐国故城设计上的先进理念。

　　古城的排水系统砌筑严密，不渗水漏水，各条管道错综复杂，同时与城内外河流相接，水口分上下三层，每层五个方形水孔，孔内石块交错排列，水经孔内间隙上下跌荡而出，人却不能通过。如此既能排水又能御敌的科学建筑，为世界同时代古城排水系统建筑上所仅见。

　　连当时的孔子也曾到临淄开眼界，夫子是来参加音乐会的，就如现代人去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参加新年音乐会，有记载：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挈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方作，孔子至彼，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故乐非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于此乐者，不图为乐至于此。（孔子到齐国的城门之外，遇到一小儿拿一酒器，与他一起行走，那小儿目光纯洁，心神纯正，举止严谨，孔子对驾车的人说：“快一点，快一点，《韶》乐就有开始了”，孔子到那里听到了《韶》的演奏，三个月都食不甘味。音乐不仅仅是用来让自己快乐的，它还可以让别人也一起快乐，它不仅仅能让一个人自己品行端正，也能起到正人的作用，能对此感到快乐的人，也没想到音乐竟然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一支曲子，让夫子这样的人痴痴呆呆，竟然可以“三月不知肉味”。而夫子是通音律的，孔子的不知肉，是超越物质层面而达精神层面啊。

　　演奏《韶乐》非常复杂，据记载，祭祀中和韶乐乐悬，鎛钟一，设于左。特磬一，设于右。编钟十六，同一簴（读句，木架），设于鎛钟之右。编磬十六，同一簴设于特磬之左。建鼓一，设于鎛钟之左。其内，左、右埙（古代用陶土烧制的一种乐器）各一，篪（读池，古代竹制的一种乐器）各三，排箫各一，并列为一行。又内，笛各五，并列为一行。又内，箫各五并列为一行。又内，瑟各二，并列为一行。又内，琴各五，并列为一行。司器乐生，器各一人，皆内向立。左、右笙各五，竖列为一行。左，柷（读住）一，搏拊一；右，敔（读宇）一，搏拊一。乐生器各一人，左、右相向立。笏（读户）各五，司章者执之，立于笙前，左、右向。左，麾一，掌麾一人，向右立。乐舞生，左、右文舞各三十二人，武舞各三十二人，分列于乐悬之前。左、右节各二，执节者四人，分立于舞前以引舞。大祀、中祀用中和韶乐者，位次皆同。

　　这演奏的队伍够复杂宏大的，有编钟，有磬、埙、笛、箫、排箫、古琴、筝、木鱼和鼓，这是中国古代乐器的集大成，是华夏文明的交响与共鸣，所谓的“金石土木丝革匏竹”八音合，是从这里走来的么？这就是交响乐，音乐的交响，文化的交响，是音乐和文化的盛宴和饕餮，“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而夫子恰好有着音乐的情怀和敏感的耳朵，其实孔子听韶乐的时候，韶乐已经流传年，韶乐是一种载体，是体制的一种化身；《韶乐》为舜帝时期的音乐，是集诗、乐、舞为一体的艺术。由它所产生的礼乐教化思想和文化艺术形式，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古代文明。“舜德大明，于是夔行乐，祖考至，群后相让，鸟兽翔舞，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百兽率舞。”韶乐演奏时，乐工用五彩羽毛作装饰，扮成各种美丽的飞鸟，翩翩起舞，款款而歌。乐队吹奏着形似凤翼的排箫、凤凰展翅的旋律。堂上堂下，百鸟朝凤，出现了一个凤鸟的世界。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周王室的乐舞，在二十多个节目中，他最推崇韶乐。他称赞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有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韶乐也奇哉，演奏的时候，凤凰会飞来，孔子闻韶的记忆太深刻了，后来与鲁国太师说到了这次韶乐的演奏，说了一句：“尽善尽美”！而我的家乡，现在的唢呐曲有一只《百鸟朝凤》的曲子，我想也许脱胎于此。

二

　　在临淄，风雨沧桑的稷下学宫存在了一个多世纪，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学府。

　　稷下学宫集中了当时各国的一流的文化大师，我常想，稷下学宫的精神指标意义比秦始皇修的长城还重要，她为我们民族铸建了一座精神的长城，如果一个民族和明智的统治者能深刻领会了教育、自由、百家争鸣的内涵，少些急功近利和政治的算计，不把教育变成灌输，不把教育变成官场和体制的附庸，那么教育对这个社会和民族的推动和贡献是无与伦比的，虽然齐国被秦国灭掉了，但稷下学宫的精神因子却像一线法脉而流传，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宏文馆、崇文馆、国子学，到宋代的岳麓书院、明代的东林书院，我们都可看到一种文化精神在传递。

　　这是一群高智商的人的集合，是一些文化构想者在大地上勾画的楼阁厅台，也是一种坚比金石的丰碑。

　　我们知道齐人善于经商，从姜太公立国那天起，齐就以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为发家的秘诀；后来又有管仲的高歌猛进，降低关税，为商人在旅途上建立接待的驿站，于是齐国就从一个地方百里的蕞尔小国，慢慢变成了东方唯一的大国。我们今天赞美齐国，不是因了她的那些物质财富，而是她拥有稷下学宫。中国有过若干辉煌时代，但称得上伟大的，首推稷下时代。开列一下那些光彩四射的名字，翻几页《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就能看出，在精神性成就方面，一个世纪的创造抵得上后来不肖的十个二十个世纪的因循守旧，只知躲在书斋皓首穷经我注六经，平平仄仄平平仄，摇头晃脑，慢慢陶醉，唯经是从，俯仰于主子的脸色，精神阳痿，身体自宫，没有了创造的生气。易中天说“商周时期是用眼睛看世界，春秋时期是用头脑看世界，汉唐时期是用心胸看世界，宋元有心无胸，明到了裤裆，清就到了膝盖”，稷下学宫的时代就是我们民族用脑袋看世界的时代，后来就衰落了，掉到了裤裆里，令人汗颜。

　　稷下学宫从齐桓公田午时代始，到齐王建终，绵延一百五十年左右，按三十年一代的算法，那是五代人，比现在的百年名校跨度还大；一个有意义指标的启示给我们，有了稷下学宫的包容，才有了揽尽天下士的百家争鸣，才有田齐的“威宣盛世”：稷下之学盛则国运盛，稷下之学衰则国运衰，稷下之学凋零则国运凋零，稷下之学终则田齐终。

　　田齐政权尊贤礼士，在政治上给他们以高位以信任，在经济上给他们以厚遇以尊崇。凡来稷下的学者，齐王都要亲自召见，或者留机会让学者觐见，当时田齐有一套完整的选任机制：通过问答及对其学术水平、社会名望、带徒多少、资历深浅等条件的综合，授予不同的等级称号，按等级享受不同标准的待遇。例如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被贵列“上卿”；孟子被列为“客卿”；荀子则是“三为祭酒”。齐宣王时“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当时的齐拥有天下最负盛名的学者，他们人数曾达数千，从淳于髡和邹衍再到荀子和孟子，列为上大夫的就有七十多人。这些人居有豪室，出有华车，田齐舍得为这些思想者投资，这些稷下先生们往往是“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他们华屋高耸，俸禄优厚，在这些物质面前几人能免俗呢？又有几人受得了诱惑？

　　齐国“立淳于髡为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与平诸侯之事”，这完完全全就是一方诸侯的才有的阵仗啊。孟子离齐时，齐威王曾以“馈兼金一百”与之，齐宣王也开出以“养弟子以万锺”为条件来挽留孟子。不仅如此，田骈“设为不宦”，齐为他“訾养千锺，徒百人”；孟子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着数百人”，那场面很是隆重很是阔气；这种热闹好象跟一个学者不搭界，但惟有此，才看出当年的稷下先生地位的尊崇，这些稷下先生心灵自由，“不治而议论”，个个可以大胆畅言，可以说那个时代，中国这颗智慧的大脑，显然就在稷下。战国时代，几乎所有在文化史上居有一席之地者，莫不于稷下留下了自己的声音。诚如司马光《稷下赋》所言：“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齐宣王时，齐曾大败魏于马陵，出兵伐燕，仅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攻入燕都，齐国国威大震诸侯。而这时也恰是稷下学宫发展的高峰，这奇怪么？这正是稷下学宫潜移默化的兰因絮果。我们知道，兴盛的稷下学宫是齐国官吏的储备库，为齐国国君进行改革和整顿吏治，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官吏做了准备。就像“淳于髡一日而见（荐）七人于宣王”；齐宣王在稷下先生王斗的劝说下，“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邹忌更是从稷下学宫走上仕途，官至齐相。

　　稷下学宫，真的是学术的“百家争鸣”，学术在这里刀枪剑击，火花四溅，各显风流，各呈其能，各美其美，如滑稽多趣的淳于髡，滔滔雄辩的孟子，被称为“谈天衍”的邹衍、被称为“雕龙忌”的邹忌、天才辩论家“天口骈”的田骈以及“一日服千人”的田巴。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杂、农、小说九流十家各派精英云集稷下学宫；当时在长江流域的屈原，也以楚国官员的身份到过稷下学宫。

　　那是一个不以地位的尊卑，而以理论的是非曲直为是非曲直，尊崇观念尊崇智慧尊崇逻辑，我们看田巴与鲁仲连，一个是当世名家赫赫有名的辩士，一个是年方十二的少年，人称“千里驹”。

　　田巴“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服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

　　鲁仲连说“我听说，厅堂上的垃圾不清除，怎能顾得上清理田间的杂草呢？两军交战，短兵相接的时候怎能防得了远方射过来的冷箭呢？这些事情的意思是说，凡事有个轻重缓急，若急事后办，缓事先办，不就乱了套吗？现在我国形势紧急——南阳有楚国大军驻守，高唐一带受赵国打击，聊城被10万燕军围住，请问田先生，你有何妙计？”（堂上不奋，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失，急不暇缓也。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唐，燕人十万，聊城不去，国危在旦夕，先生奈之何？）

　　田巴听后面红耳赤，面对着孩子模样的鲁仲

连，“没有办法啊！”

　　鲁仲连慨当以慷，滔滔不绝：“国家安危想不

出拯救的办法，人民危亡提不出安抚民众的计策，那还算得上什么能言善辩的学者呢？目前我倒可以用计赶走南阳的楚军，击退高唐的赵军，解除聊城燕军的包围。真正有价值的辩才必须能解决实际问题，否则听你的玄谈还不如去听猫头鹰唱歌。”（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

　　此次论辩结束后，“田巴终身不谈”，以后就改了行当，投笔从戎，做了齐将。

　　那是一个据理力争、不看脸色的时代，那是个互不妥协、咄咄逼人的时代，那是一个飞扬跋扈的时代，那是一个顾盼左右为谁雄的时代，辩士们可以如打擂一样，轮番上阵，这种场景岂是文革中要文斗不要武斗所可比拟，也许在古希腊可以见到。

　　而且，连齐国的国君有时也加入到辩论和旁听中来，我们可以看到齐王的雅量和他们对学术的尊重和宽容。

　　我们知道孟子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曾只做客卿，不治而议论，我非常喜欢孟子的这种姿态，努力保持自己的文化批判的独立性和自己的文化品格，他不是顺应肉食者，他要的是自由与独立，“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他不做小媳妇，不做低眉顺眼奴性的臣子。他要做的是帝王师，那是一种伟岸的大丈夫，不是委身事人的臣妾。合就留，不合就去，心无挂碍，不吝去留。

　　齐宣王就曾几次派人请他见面聊天，那实在是屈尊之致。但孟子还是有自己的底线，说什么圣君有不招之臣，必须先师之然后臣之，让齐王来见他。孟子有阳刚，好骂人，多英雄气多浩然之气，让人一见凛然而生敬畏，他骂杨墨，他骂诸侯。他骂

得宣王“勃然变乎色”，当着骂梁惠王骂他“率兽食人(带着野兽来吃人)不仁哉!梁惠王也!”

　　孟子骂齐宣王，但李贽说齐宣王是“一代圣主”，这确实是至评。其实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不得不对齐宣王报以致敬的目光。

　　孟子与齐宣王那段精妙乖巧的“顾左右而言他”对话，读来真有意思，像教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孟子问：大王，您有一些臣子，他们去楚国游山玩水，走前将自己妻小托付给朋友照看，拜拜了事。等从楚国回来时，才发现自己妻子儿女却在忍饥受冻。您说，这人多缺德，对这样的人该怎么办？

　　齐宣王说：还用问，把他们晒在一边，甭理他们！孟子又问：专司刑法的一批官员吊儿郎当，不尽职，根本没招儿处置一帮缺德无良、寻衅滋事的人，该怎么办？ 　　

　　齐宣王想都没想，答：革职查办呵！ 　　

　　孟子绕了一下又问：整个国家一片混乱，所有做官的都反了，又该怎么着？ 　　

　　齐宣王卡住了，此时“顾左右而言他”，不知如何是好。

　　孟子与齐王第一次见面。宣王开口便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宣王想听的是那些称霸的故事，孟子却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的回答很巧妙，不直接表达对于桓文的不屑，而是说我没听说过，并立刻将话题转移到了“王政”。宣王也挺聪明，反问一句：连我这种人也可以行王道吗？孟子很果断地回答：可以！

　　孟子说他曾听到一件事：齐宣王曾经见到衅钟之牛临死前在惊恐颤抖，就让人放了它，换了只羊来代替。孟子以此入手，先帮宣王开脱，让他免了小气之嫌，而以“不忍之心”来解释。宣王十分感激，然而却不知孟子讲这事还有别的用意。“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所以行王政，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后世的儒家的徒子徒孙们何尝有孟子的气派和做派，无论董仲舒、韩愈，无论程颐、程灏还是朱熹，在权势面前，多的是媚态，少的是脊骨，多的唯唯诺诺的女人气，少的是大声镗闼洒热血的男

儿貌，多的是圆滑，少的是担当，以装聋作哑，内修心性为幌子，养的所谓道学，不如说养的是缩头龟学。孟子的粗嗓大声发出的是黄钟大吕般金属音，后世儒家们是细如蚊蝇的哼哼之鸣。

　　这一点，我佩服梁漱溟先生，面对着排山倒海的做“妾妇之道”的呐喊，他敢于抚龙鳞，给当今的圣上要雅量，真的是顶天立地的真豪杰、硬汉子，犹如孟子在世，浩浩乎凛然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使得那些人愈加显得卑弱而孱头。

　　孟子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当时有个叫景春的人曾问孟子：像公孙衍和张仪这样的大外交家纵横家，才真是了不起的大丈夫啊！瞧他们一旦发火了各国诸侯都害怕，他们安安稳稳呆在一个地方，天下的纷争也就平息了（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公孙衍张仪，散了六国之纵，兴了天下之兵，的确是“改变世界”的大丈夫；但他们的巧言令色，他们的阳奉阴违，他们的吮痈舐痔，他们通向“大丈夫”的道路又是多么的肮脏和不堪，而世界又被他们改变得何等不成样子。

　　于是孟子当场就给予了驳斥：他们算什么大丈夫！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他们早已摒弃了道义与原则的底线，是软体的动物而已，以顺从强者为业。不过就像是个小心翼翼侍奉丈夫的小妾，以自己的色相“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不过获个宠幸罢了。

　　那么，真正的大丈夫是什么呢？孟子说应该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我想,这也许是孟子的自况吧。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丈夫的钙质，不是害的软骨症；咄咄逼人的孟子采取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因为，“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这是道义的孟子，他怎么会俯首低眉于世俗的权势呢？“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孟子“道”成肉身，他是王者师，他是继承孔子的道统，来监督那些横行的霸道与王道，使他们走向“正”道，他秉持着一股舍我其谁的英雄气，行虎步，怀抱人性本善的信念,涵纳赤子之心悲悯之心，面对与虎谋皮的诸侯，宣讲着理想，宣讲着“虽千万人，吾往也”的担当。

三

　　历史有时非常奇诡，所谓的天意从来高难问即是；和稷下同一时代，几乎与此同时，在西方的另一个文明故地古希腊，也出现了一个学园——雅典学园，雅典学园始建于公元前年，由柏拉图创立。柏拉图在这里一边教学，一边著作，学生

无需交费，女性也可以驻足聆听。这也是古希腊学术最为鼎盛的时期。可以想象，我们今天仍然在探索和争论的问题也是两千多年前在雅典学园的一角，学者们激烈探讨的问题。历史在这一刻被高度浓缩了。

　　公元前四世纪，几乎同时建立的东西方的两个学院，存在着相当多的相似和巧合。这些精神巨人分别为东西方文化创下了难以超越的经典。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园》就是描绘当时的情景，画的中央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们似乎边进行着激烈的争论，边向观众方向走来。亚里士多德伸出右手，手掌向下，好像在说明：现实世界才是他的研究课题；柏拉图则右手手指向上，表示一切均源于神灵的启示。这两个对立的手势，表达了他们思想上的原则分歧。其余的人，众星托月，有的在注视，有的正在谛听这两位老人的谈话，自然地形成几个小组。

　　这幅画的左上方柏拉图的一侧，一个大胡子老人沉浸在思考中，苏格拉底刚转身向旁人阐述伦理学上的论据，右上方亚里士多德的一侧，两个倚在壁龛墙基前的青年，一个在写着，一个在思考，另一个黑袍人物却孤独地站着。

　　台阶下面的左侧，以坐在地上专注地书写着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为中心，一少年在旁给他扶着木牌，牌上写的是“和谐”的数目比例图。在他背后一个老人正在记录毕达哥拉斯的论据数，后面那个伸着脖子、头缠白巾的学者，即是回教学者阿维洛依。

　　背后稍远，还有一个头戴桂冠、胸靠柱基站立的人，他是语法大师伊壁鸠鲁。在毕达哥拉斯前面站立的那个用手指着书中句子的学者，是修辞家圣诺克利特斯，两人中间还有一位身穿白色斗篷的金发青年，他面目英俊，表情冷峻，在向观众凝视着，被认为是弗朗西斯柯·德拉·罗斐尔，他是乌尔宾诺未来的大公。

　　一时的古希腊精英在这幅名画中集聚了。

　　稷下学宫与雅典学园，差不多同一时间，一东一西，这是建筑在东西方精神源头的圣殿，这是时间的巧合，还是老天的安排？公元前８至３世纪，世界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学术思想异常活跃、文化成就异彩纷呈的时代。德国的Ｋ·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提出的“轴心时代”一说。他认为：世界各个区域的文明经过早期发展之后，形成了三大古典文化中心，即中国、印度、希腊。这三个地区分别发生了非同寻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非凡的文化人物。在中国，孔子、孟子、老子、墨子以及其他诸位思想家、哲学家相继出现；在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奥义书》等问世，佛教、耆那教等开始创立；在波斯，相传琐罗亚斯德创立祆教（拜火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等地，犹太教先知四处游走，传经布道；在小亚细亚和希腊，更是贤哲辈出，先有荷马、赫西俄德，后有所谓以泰勒斯为首的“希腊七贤”，继而出现了巴门尼德、希罗多德、赫拉克利特、修昔底德、苏格拉底、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等等。这是当时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三个中心，人类至今存在的世界几大文化模式几乎同时得以确立，几乎在同一时刻东西方世界中人们的思想胚胎在坐胎。

　　孔子和释迦牟尼都是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人，年龄不相上下，当孔子率领弟子坐着牛车颠簸在前往齐国王宫的泥泞道上时，当孔子从一国颠沛到另一国终不被重用的时候，王子出身的释迦牟尼正坐在印度的比多罗树下苦思冥想：如何才能解脱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等等痛苦，身旁是几名衣衫褴褛的弟子，生活困顿甚于孔子。

　　孔子死后的第九年，公元前年，西方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苏格拉底在雅典最为繁盛的时期出生。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几乎在一个时期全人类出现了那么多的精神领袖，后来的只是无穷的复制和致敬而已。

　　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历史上，没有了这些同时坐胎的精神的巨人，我们还会在蒙昧中徘徊多久呢？我想到罗丹的雕塑《青铜时代》那裸体男子，左手握拳，右手扶头，面孔昂起作思索状。右腿微微起步，似乎还不敢迈步，只能轻轻地踮起脚，作出欲迈步的姿态。他的眼睛似乎带着朦胧的睡意，然而他的身体是伸展的，罗丹说“缓慢地从深深的梦乡里苏醒”《青铜时代》意味着人类刚从蒙昧、野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逐渐具有清醒的意识，即将进入文明智慧时期。我想，稷下学宫与雅典学园的那些精神的启蒙者，世上如果没有了他们，我们不知还沉睡多久，人类穿过长夜醒来了，从茹毛饮血的蒙昧穿越，那举火把的人，给我们领路的人，那些如星宿在夜空指示我们路标的人，给我们精神安慰的人，他们一下子突然间亮起来了，他们的光，穿越了两千年，至今还照亮着我们。

　　为了让我们告别黑暗，他们相约来到世上！

　　稷下学宫存在一百五十年，随着齐国的灭亡而终结，每思至此，我的内心就泛起无尽的悲凉和无助无奈，有着丰富人才储备的齐国，败给了虎狼之国的秦，从文明水准来看，无疑齐国是优秀的，秦国是蛮野的，这是对稷下学宫这一文化工程的嘲讽么？非也，到了田齐的后期齐闵王和齐王建时候，那些稷下学宫先生们的声音在那些肉食者看来，全是刺耳的噪音，这个时期，齐国政治黑暗，齐国统治者对于那些直言劝谏的稷下先生的忠言，要么不以为然，要么大动肝火。荀子就是因为进谏齐相“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而致使“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那些最优秀的人潜逃了，国家的气数尽了，齐国就要消亡了，于是稷下学宫也从此在大地上消失了。

　　但稷下学宫的精神，它的标尺和教化之功，却如血液流淌在这个民族的肌体里，塑造着我们民族的文化人格，当我二十年前咨询稷下学宫还在不在的时候，朋友告诉我，稷下学宫只能用来凭吊了，她如今剩下的只有废墟而已。

　　也许，我理解的废墟和朋友有别，作为建筑物的稷下学宫确乎成了废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阿房宫被项羽的火烧成了废墟，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的炮火摧成了废墟，还有目前城市的大跃进式的开发，何处家园不废墟？

　　但我想到的是人的心灵的荒废，那才是真的废墟；大地上的废墟，也许我们可以凭吊重建，而肉体的废墟精神的荒寒呢？稷下学宫的那些独立的品格自由的精神也成了废墟，这是非常可怕的，这是一种比肉体死亡更加悲壮的荒芜啊，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陈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才是上接稷下学宫血脉的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

　　但是，我们的大学早已成了精神的废墟，意识形态的跑马场，我们都能感同身受的是空气越来越压抑，思想的钳制和专制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严峻和残酷，如贡斯当所说，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丧失了，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密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比如反胡适反胡风到反右派到文革，知识者的脊梁断了，喉骨被剔除了，知识者，如果还能称为知识者，大家削尖了脑袋，往仕途经济的路上狂走，如今大学的精神何在？“没有独立的人格，则不配称做‘学者’，没有反抗世俗观念的勇气，则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化成果”。

　　遥想当年，陈寅恪与王国维共事清华，虽然年龄差异颇大但成为忘年交，王后来自沉颐和园绝世，清华学生向王国维遗体三鞠躬，唯陈寅恪行三拜九叩大礼，我以为这里面是一种精神的担当与延续，对静安之死，当时众说纷纭，陈寅恪对此则有自己独异的理解：“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年即王国维辞世两年后，在清华大学为王国维立碑纪念时，陈慨然命笔，写下传颂至今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不正是稷下学宫的精神的DNA吗？

　　如今，稷下学宫成了废墟，那是一处供后人无限凭吊的神圣的废墟。它曾是辉煌的百家争鸣，曾是我们民族生气的活着的见证，也许它只是跋涉的太累了，需要安卧，于是倒下了，与脚下的泥土血肉相融，但我想在这片土地上，她的躯壳见不到了，而魂灵则是潜伏下来，一有合适的气候水分和土壤，她还会返青复活。

　　二十多年前，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压抑乃至失眠，但我想人毕竟还要有使命在，为自己的追求颠沛之，造次之，呕心之，失眠之，消瘦之，又何怨之有？作为一个文化人，对文化的渴求与守护，无疑是他的职责，一个文化人活的最高价值就是道义的担当就是传递文化，这是无法摆脱的宿命，不让文化的链条在自己这一环断裂，也许这就是一个文化人的价值吧。

　　参加蒲松龄散文笔会，我的心思一直萦绕着稷下学宫，这不仅是代表的一个文化符号，她已经沉淀在我心里，成了一种威压；我想我们民族何时再拥有这样的一处建筑啊，入水不化，入火也不焚，别人不再毁坏她，欺辱她，她就如灯盏，一直亮在那儿。让人珍重她记住她永远地记住她：稷下学宫。

责任编辑/杜立明

（本文选自年《山东文学》12月上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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