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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原标题《冯庸大学延揽人才办学述论》，作者张恺新）

冯庸大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公益性大学，是爱国将领、教育家冯庸出资创办并以其名字命名的大学，是东北地区第一所私立大学和民国历史上唯一以人物姓名命名的大学。冯庸大学在最鼎盛时期有学生多人，是中国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的高校，其一系列特色如军事教育、体育教育、德育教育、爱国暨国防教育、组织学生义勇军、两次奔赴抗日战场作战，在中国教育史和抗日战争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入，特别是有关冯庸和冯庸大学的新史料不断被发现，对冯庸先生生平和冯庸大学的研究新成果、新观点不断面世，形成了一些海峡两岸学者对冯庸和冯庸大学研究的共识。综合来看，正是由于冯庸大学具有的前述“特色”，学界有关冯庸大学体育教育、冯庸大学爱国暨国防教育、冯庸大学“工业救国”、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冯庸大学人才培养和知名毕业生、冯庸大学与中东路事件的研究成果较多而冯庸大学作为一所前后办学累计达五年的大学，其本身的性质是一所工科为主、兼有文法和教育学科教育的综合性私立高校，其主业不是“体育”“国防”“抗日”而是学科教育，而有关冯庸大学学科建设和专业学科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偏少，对冯庸大学在师资力量方面的专题研究尚属空白，本文试结合史料在此方面做以述论。

一、冯庸大学延聘了一批留学欧美归来的理工科教授

冯庸大学是在年冯庸创办的大冶工科学校的基础上于年开办的。大冶工科学校相当于中等技工类教育，主要为奉天大冶工厂培养生产和管理人才。经过大冶工科学校的办学实践，冯庸深刻认识到“要救国图强，必须振兴工业，当务之急是培养工科人才”。年冯庸辞去奉系军队的少将军职，开始在奉天市郊的汪家河子筹建冯庸大学，至年冯庸大学正式开学之时，冯庸兼任厂长的大冶工厂迁至汪家河子改为冯庸大学实习工厂，大冶工科学校归并于冯庸大学，原先的大冶工科学校高级班成为冯庸大学本科一年级，中级班成为冯庸大学预科一年级，“这两个班级和工厂就是冯庸大学建校之初的基础”。

由创办小规模的大冶工科学校到筹办面向全国招生的冯庸大学，冯庸深深认识到师资力量的重要性。原先的大冶工科学校属于一所地方性的技工类学校，其人才培养主旨是为大冶工厂培养技术人员，任课教师虽然在本市有一定知名度，如理化教师宋世忱、国文教师刘话民、初等数学教师刘钊，但主要专业课教师肖某是大冶工厂工业部长，由他教授“工作法”课程，显然是实践充足、高度尚缺，缺乏国内的学科前沿知识教学。冯庸在筹办冯庸大学期间和开办冯庸大学之后，正是充分认识到学校的“工科学校”、工科为主的特点，认识到理工科优秀师资力量的重要性，不惜筹措资金，延聘留学欧美归来的理工科人才来校任教。至年年底，冯庸大学的28名教员中，理工科教师占了半数以上。

冯庸大学初开办时，设大学部、中学部及小学部（相当于初中），学制上由于冯庸出身于军校，习惯于三三制，故在办学伊始规定：大、中、小学三部均为三年制，但大学部只有工科机械学系一个系，这是冯庸为“工业救国”而设置的学科。到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按照其规定，如果学制仍为三年，大学将被降为专科学院，毕业生也只能拿大专毕业证书。于是，冯庸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于年秋季开学将冯庸大学的大学学制改为四年制本科，后又设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从而规范了冯庸大学大学部的四年学制。

从年至年，冯庸陆续延聘了十余位国内一流的理工科教授来冯庸大学任教。综合各种史料，目前能查证姓名和任教科目的有14人：数学教授朱兆雪、王咸宜、林恂；机械学、内燃机教授潘承孝；机械学教授汪国燮；电工原理、高等物理教授刘锡瑛(字毓华,有些材料将刘锡瑛和刘毓华误认为两人)；应用力学教授穆继多；流体力学教授杨颐桂；物理教授张维正（字德居，有些材料将张维正和张德居误认为两人）、熊大绛；化学教授戴恺生；材料力学、机床教授李楫祥；汽车及制图教授李宝庆。冯庸大学第二任教务长郭甄泰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也讲授一些工科课程并指导工科学生实习。归结来说，这14位冯庸大学引进的理工科教授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学历高。朱兆雪获巴黎大学数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比利时攻读土木工程，最后于年毕业于法国冈城大学水陆建筑工程系，精通数学和建筑学；潘承孝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机械系毕业并获学士学位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机械系继续深造，后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生院硕士学位；刘锡瑛先后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获哈佛大学电机工程学硕士学位；穆继多在国立北洋大学冶金工程系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矿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杨颐桂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学士学位；张维正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后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物理学硕士；熊大绛毕业于燕京大学；戴恺生在美国获化学硕士学位；李楫祥在清华大学毕业后于年留美，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及水利工程硕士学位；李宝庆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郭甄泰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此外，王咸宜、林恂、汪国燮等3位教员的学历情况由于资料所限有待进一步查证。

二是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前述已经查实学历和毕业学校的9位冯庸大学理工科教授中，8人有海外留学经历，另一人熊大绛毕业于美英教会在北京开办的燕京大学，可以说都学习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受过海外文化的影响。其中，8位“海归”教授中，朱兆雪是留法数学硕士，潘承孝、刘锡瑛、穆继多、张维正、李楫祥是留美硕士，杨颐桂、李宝庆是留美学士，郭甄泰在日本高校本科毕业。冯庸大学延聘欧美留学归来的教授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冯庸大学课程的标准“美国化”，冯庸认为，在增强学生爱国意识的基础上，应当多学习科学技术先进的欧美国家的专业课程。冯庸大学“本科、预科课程的标准一律参照美国的课程设置。大学以美国的大学课本为教材，课本百分之百来源于美国书商，内容是英文原文，欧美派的教授也习惯于用英语教学，即使学生在课堂上用国语提问，教授们也都坚持用英语来解答，表示他们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这样一来，试卷上理所当然地也要用英文答题了，无形中促进了学生英文水平的提高。”

三是年富力强，英年任教。前述14位冯庸大学理工科教授中，来冯大任教时的年龄大多在三十岁左右，有的只有二十几岁，正值精力充沛、头脑敏锐、教学科研能力强的年纪，这既有利于他们在冯大任教向学生传授理工科知识，又有利于他们依托冯庸大学这个平台从事科研、发表学术成果，扩大自身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如朱兆雪教授生于年，潘承孝教授生于年，刘锡瑛教授生于年，穆继多教授生于年，张维正教授生于年，李楫祥教授生于年，来冯大任教时只有三十岁出头甚至还没到三十岁。应该说，年轻化是冯庸大学教师队伍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理工科教师普遍年轻化，文、法和教育学科的教师也普遍年轻，这与作为校长的冯庸本人在办学时只有二十几岁有重要关系，身为青年的冯庸在教员年龄段取舍上必然倾向于青年人，且冯庸本身充满朝气与活力，延聘青年教员特别是理工科也聘用青年教员充分说明冯庸对教师取向的年轻化，也给整个冯庸大学的教学带来了生机与朝气。

四是留学归国不久即被冯庸大学聘用。前述已经查实生平简历的8位冯庸大学“海归”理工科教授中，都是在留学归国之后两三年、一年甚至刚刚毕业就被冯庸大学聘用，可谓以初涉教坛为主，并非有些回忆文章称冯庸大学“任教的各位教师，都是有教学经验的人士”，相比之下，他们的学历高、掌握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多、精力充沛，但教学实践经验还是有所欠缺的。如朱兆雪是年2月从法国冈城大学留学归国，几个月后就被冯庸大学聘为教授；潘承孝是年2月从美国留学归国，当年8月被聘为冯庸大学教授；刘锡瑛是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并任教于直隶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来冯大任教前仅有两年的任教经验；穆继多是年从美国学成归国，李楫祥是年从美国获硕士学位后归国。在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大学可直接聘用教授，教授的概念和内涵与后来晋升职称体制下的教授有所不同，特别是像冯庸大学这样的私立高校，对教授的聘用不受资历、经历的限制，因此这些海归人才来冯庸大学任教伊始就被聘用为教授，这种高薪、高名分、高待遇的一步到位聘任教授的做法，确实吸引了包括朱兆雪、潘承孝、刘锡瑛在内的海归优秀理工科人才来冯庸大学任教，也提升了冯庸大学作为一所在东北开办的私立高校的师资档次。

五是后来大多成为著名高校教授和知名专家学者。客观地说，虽然在冯庸大学任教时的一些理工科教授还属于国内相关学科领域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和学者，但经过冯庸大学这个平台的三四年的锤炼，以及在教学实践中专业技术知识不断完善和提升，后来大多成为国内著名高校教授和知名专家学者，有的还成为国内相关学科领域的拔尖人才甚至领军人物。

朱兆雪在年离开冯庸大学后，先后任北平大学（北大）建筑系教授、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北京建筑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北京市规划局总工程师、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等职，年代，朱兆雪曾负责和主持全国政协礼堂、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清河毛纺厂等重大建筑的结构设计，撰有《高等数学》、《图解力学》、《材料耐力学》等著作，曾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潘承孝教授是中国内燃机和汽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离开冯庸大学后先后任东北大学机械系教授、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主任兼教授、国立西北工学院教授兼机械系主任、教务主任及院长，国立北洋大学工学院教授，天津大学教务长兼机械系教授，是河北工业大学前身河北工学院的首任院长和名誉院长，曾兼任民进中央常委、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民进河北省委主委，四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从教六十余年，培养出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内燃机专家学者；刘锡瑛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电机学家，年离开冯庸大学后历任东北大学教授、北洋工学院电机学系教授、西北工学院电机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国立北洋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天津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天津大学第二副校长，曾兼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天津市委主委，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机械学教授汪国燮离开冯庸大学后被安徽省立安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聘为教授、机械科主任，后任南京金陵兵工厂技师，为抗日军工事业做出了贡献；穆继多后来成为著名建筑学家、实业家，曾任清原县大金厂金矿工程师，东北煤矿管理局工程师，成立了多小股份有限公司，主持设计沈阳中街吉顺丝房、吉顺隆丝房、泰和商店、利民商场等建筑，其自己设计的穆继多公馆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至今保存完好；

冯庸大学流体力学教授杨颐桂在抗战中担任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解放后担任山东大学教授；冯庸大学物理教授张维正后来历任北平工学院物理讲师、焦作工学院物理教授、国立东北大学理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主任；冯庸大学物理教授熊大绛来冯庸大学任教时刚刚二十岁出头，后长期在上海海关工作，年赴美,供职于威廉电子公司；冯庸大学化学教授戴恺生后来成为同济大学化学系教授；冯庸大学材料力学、机床教授李楫祥在抗战中任西南联大教授，并与叶企孙、梅贻琦、陈岱孙、吴有训等11人成为清华大学特种研究委员会委员，在艰苦的条件下侧重金属、农业机械研究。总结来说，这些冯庸大学理工科教授后来都有所成就、有所作为，在涌现出许多科研成果的同时育人桃李，为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研究冯庸大学对抗日战争之作用，亦不能忽视冯庸大学教师群体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

冯庸大学在延揽人才、引进师资时，放眼全国甚至国际，侧重教师的留外学历、能力和知识水平，教师不受籍贯所在地域的限制，唯才是举。以前述理工科教授来看，朱兆雪是江苏张家港人；潘承孝是江苏吴县人；刘锡瑛是河北滦县人；穆继多祖籍河北，生于沈阳；张维正祖籍山东文登，生于辽宁开原；熊大绛是江西南昌人；李楫祥是陕西西安人。汪国燮、杨颐桂、戴恺生等都不是东北人。总体来看，冯庸大学虽然办学在东北，但引进的任课教师大多数不是东北人，理工科教师更是呈现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的特点，文法和教育等其他学科的任课教师也大多不是东北人。因此，冯庸大学虽然是一所在东北大城市私立办学的高校，但冯庸大学教师的地域属性不明显，且以关内籍贯者居多。

二、冯庸大学吸纳了许多优秀的文法和教育、体育人才任职任教

年冯庸大学创办伊始，大学部“专办工科”，只有工科机械系一个科系，冯大的大学部除了军事教官、体育教师和英文、国文、音乐等基础学科教师外，基本都是理工科教师。为推进全国高校管理，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规定“凡具备三个学院以上者得始称为大学，不具备三个学院者为独立学院，大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得分若干学系。”基于此，原先三年学制、只设工科的冯庸大学迫切需要与全国众多高校接轨，于年当年就设立了法科政治系，“录取了一大批同泽中学的学生”，聘留日法学博士、东北法学研究会会长赵欣伯为系主任。年，冯庸大学院系设置形成了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共三院，设机械、木工、电工、土木、法律、经济、教育、文学、体育等九系，即“三院九系”的规模，并准备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综合性大学立案（后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而未能备案）。此外，年冯庸大学大学学制改为四年制本科后，原先的冯庸大学中学部仿效东北大学预科本科划分的做法，改为冯庸大学预科，小学部改为冯庸大学附中，年建校时形成的冯庸大学大学部、中学部、小学部至此不复存在。

为适应教学和学校管理的需要，冯庸吸纳了许多优秀的文学、法律、教育和体育人才来冯庸大学任职任教。为加强军事教育，冯大建校之初就委任保定军校第五期步兵科毕业生南宫拱璧为学校训练监兼军事教官，南宫拱璧是北洋军队陆军少将南宫拱宸之弟，河北满城人，曾在奉军担任军官，他进入冯大后，负责对学生军事训练，每逢训练时，他率先带队，总是跑在队伍最前面。冯庸大学体育主任兼篮球教练魏树桓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年成为新组建的中国篮球队的前锋队员，日后在抗日战场赫赫有名的孙立人当时是这支国家篮球队的后卫，魏树桓和孙立人一起参加过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为中国夺得该运动会冠军。冯庸还聘用日本田径教练冈部平太为冯庸大学田径教练，冈部平太曾任日本全国体育会会长、日本奥林匹克代表团总教练，是在亚洲有一定名气的田径教练。冯庸还聘请了当时国内有一定名气的足球运动员陈家驹为足球教练，聘请体育运动员王兰为冯庸大学体育秘书（此人曾是东北体育促进协会五名常委之一，后担任北平市政府交际股长），聘请少校军官何静熙和保定军校毕业的苏增牺为训练监兼军事教官，这些优秀的军事、体育人才来冯大任教，直接提升了冯庸大学学生的军事、体育能力和水平，推动了冯庸大学军事、体育教育的发展。

冯庸大学创办伊始，由于学科以工科为主，教师多为理工科。至年以后，冯庸逐渐为学校延揽了一批文、法和教育学科人才前来任教。年，冯庸延聘在当时国内教育界有一定影响的著名教育思想家余家菊来校任国文教授，余家菊是湖北黄陂人，年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乡村教育倡行者和理论建树者，也是中国近代新式学校军事训练的最初提倡者，年留法回国后曾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教育哲学系主任、武昌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在北伐战争期间就倡导培养“新武人”，提倡在新式学校推行军事训练。由于他的一些教育思想特别是在新式学校推行军事训练的主张与冯庸不谋而合，冯庸于年延聘其为冯庸大学国文教授，同时兼任《东三省民报》副刊主编，余家菊在冯庸大学任教至少有一年时间，至年（一说年底）离开冯大到天津创办健行中学。

在余家菊之后来冯庸大学任职任教的侯曜是一位文化界知名人士。侯曜是广东番禺人，年生，自幼聪颖，酷爱文艺，尤喜好戏剧，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东南大学）学习教育，课余开始编写剧本，年成为郑振铎、周作人、沈雁冰等人组织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年创作了以韩国独立运动为题材的剧本《山河泪》，公演后受到很好反响，同年于东南大学毕业后，应上海长城画片公司之聘，任编剧主任及导演。年侯曜进入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发展，期间编导了《和平之神》《海角诗人》等7部电影，他执导的电影《西厢记》是最早在西方公开放映的中国无声电影。侯曜还是中国早期电影理论的拓荒者之一，撰写的《影戏剧本作法》一书于年在上海出版，是中国最早的有关电影剧作的专著。年，侯曜离开上海，曾一度进入方振武部第六路军任职，从事军事教育工作。方振武反蒋下野后，年侯曜辗转至沈阳，被冯庸聘为冯庸大学教务长，并教授国文课程，期间用“铁笔”的笔名，在报刊发表多篇爱国反日的文章，因而赢得“权威评论家”之称。侯曜在冯庸大学任职一直到九一八事变。

冯庸大学在沈阳办学期间的文科教师中，另一位知名人士是夏文运。夏文运是大连金县（今金州区）人，生于年，年赴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硕士研究生，期间他以绿蕉为笔名，先后翻译、出版了厨川白村《小泉八云及其他》《欧美文学评论》等多部著作和日本小说集，并与郭沫若、刘大杰等在日本的中国作家有过密切交往。年春，夏文运回国被冯庸聘为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此时夏文运尚未硕士毕业。年暑假，夏文运返回日本，完成硕士论文答辩后正是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成为中国最早的留日文学硕士之一。回国后，因东北沦陷、冯庸大学迁校北平，故未再回到冯庸大学任教。此后，夏文运出任伪满军政部秘书兼翻译和关东军司令部第二课课长和知鹰二的随身翻译，年因公务南下广州时被李宗仁策反，此后利用担任日军将领翻译的身份从事抗日谍报工作，向李宗仁等国民党将领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绝密情报，包括年台儿庄战役前日军进军路线和动向的绝密电报，为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战役胜利做出了贡献，被誉为“台儿庄大捷的幕后谍报英雄”。李宗仁晚年在回忆录中评价夏文运：“冒生命危险，为中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这样的爱国之士，甘作无名英雄，其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冯庸大学还有一位有特色的教师是音乐教授金律声（冯大毕业生刘毅夫在《冯庸大学忆往》一述中误写作金律芳）。金律声是一位在朝鲜被日本统治时期流亡到中国的爱国青年，也是冯庸大学中除日籍田径教练冈部平太之外的又一名外籍教师，《冯庸大学校歌》和《冯庸教育主义歌》、《冯庸同学歌》都是金律声作曲。金律声熟悉中西方音乐，他有反抗侵略情怀，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后，金律声满怀激情，为鼓舞冯庸大学师生的斗志，谱写了《冯庸歼俄义勇军战歌》和《冯庸歼俄义勇军奋斗歌》《冯庸歼俄义勇军兄弟们齐心努力歌》。金律声离开冯大的时间不详，他后来南下上海，年至年担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主任，并担任合唱、合奏教授，年在重庆任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团长兼指挥，并任国立音乐院教授，年又在重庆指挥“千人合唱音乐大会”，演唱抗日爱国歌曲。年以后，金律声下落不详，音乐史专家曾试图查找其下落未果。

除了前述余家菊、侯曜、夏文运、金律声之外，冯庸大学在沈阳办学时期的文法和经济学科教师还有霍维周、王慎庐和王抚洲较有事迹。霍维周，字郁文，生于年，与冯庸同庚，是辽宁开原人，是著名爱国志士，年继赵欣伯之后被冯庸聘为冯庸大学政治系主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冯庸被日本人拘禁，霍维周组织冯大学生安全撤离沈阳，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时，霍维周因其社会影响和活动能力而被推举为救国会常委和政治部副部长，年在北平被枪杀；王慎庐是南方人，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曾任东北讲武堂政治教官，被冯庸聘为冯庸大学训育主任，九一八事变后王慎庐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担任东北义勇军独立第八梯队司令；王抚洲最晚于年任冯庸大学副校长，此人生于年，河南正阳人，早年留学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及俄亥俄州立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年回国后从事法律、政治教育，在冯庸大学担任副校长期间协助冯庸管理校务，兼事法律、政治课程教学，多次在《冯庸大学校刊》上发表文章，其所著《工业组织与管理》是中国近现代第一部管理学专著，年后，王抚洲弃教从政，在国民政府担任财政部署长、司长多年，去台湾后任“经济部”常务次长，晚年任中华电脑公司董事长，年在台北病逝。王抚洲在九一八事变前即离开冯大到天津任教，其中是否有与冯庸合作不睦的原因不得而知，但王抚洲在离开冯大后对曾在冯大任教的历史绝口不提，晚年到台湾后也不参加任何冯庸大学校友的联谊活动，和冯庸也再无交往，似有某种隐衷。

这里还有一个研究冯庸生平和冯庸大学校史时易忽略的问题：冯庸大学聘用的文法科教职员大多是中国青年党党员，冯庸本人亦加入了中国青年党，还为青年党在东北发展党员提供方便，帮助青年党“在东北党务拓展”。不仅如此，余家菊是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之一，与曾琦、左舜生、李璜等被称为“青年党六魁”；霍维周是青年党在东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王慎庐是青年党在东北地区的骨干；侯曜在来沈阳后受青年党的影响，“笃信国家主义”，因而加入了中国青年党。

毋庸讳言，冯庸也受到过青年党提出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冯庸和冯庸大学教育思想中有一定“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成分。应该说，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大力倡导者余家菊能够来冯庸大学任教，说明其教育思想获得了冯庸校长的共鸣和认可，而余家菊在冯大任教期间又会将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传导给同事和学生，进而在冯庸大学传播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比较鲜明的例证是，由余家菊作词的《冯庸大学校歌》中，有一句“无畏精神，主义使命重”，以往有学者将这里的主义阐释为冯庸教育主义，本文认为此处主义的本意应指余家菊长期倡导的国家教育主义。实际上，在余家菊来冯大任教前，冯庸大学副校长王抚洲在《冯庸大学校刊》上发表的《冯庸大学之精神主张与使命》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实施国家主义教育，培养国魂，以御外侮，息内争，而奠国基”，在其强调的冯庸大学三种精神中，其二就是“发扬国光培养国魂”，可见，冯庸大学的教育理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践行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对冯庸大学教育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这绝不是简单的不谋而合和异曲同工。

与冯庸大学理工科教授基本上“无党无派”形成截然反差的是，文法科教职员大多是中国青年党党员，且有中国青年党骨干成员，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党派意识，冯庸大学甚至成为中国青年党在东北高校的一个重要活动阵地。有关冯庸与青年党的关系、冯庸大学教职员与青年党的关联、冯庸大学青年党的活动以及“冯庸教育主义”与青年党主张的“国家主义”思想之关联，限于本文主旨，不再进行深入论述，希望能对研究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在学科建设上，冯庸大学的文法学科起步较晚且没有形成名气，在九一八事变前，地处东北的冯庸大学文法学科能够延揽余家菊、侯曜、夏文运、霍维周、王慎庐、赵欣伯等人前来任教，本文认为一方面是国家主义教育办学理念吸引了一些青年党人士前来任职任教，这里面不排除冯庸本人支持青年党在学校开展活动和发展党员的因素；另一方面是一些施展抱负无门的有志之士在冯庸大学找到了归宿和出路，如余家菊就是在南方不得志来到东北发展后被冯庸看中的，侯曜也是辗转来东北漂泊而进入冯大任职，夏文运作为辽宁籍留学生有朴素的乡土意识，恰好得到辽宁的高校冯庸大学的接纳。如果说当时的东北大学文法学科教育能够蒸蒸日离不开延聘了梁漱溟、章士钊、罗文干等名师前来任教，那么显然冯庸大学的文法学科对国内名师和一流学者的吸引力不如东北大学，冯庸大学文法学科的水平和档次也不及东北大学。客观地说，在沈阳办学期间的冯庸大学还缺乏培育文法学科发展的土壤。

年10月冯庸大学在北平复校后，冯庸有感于先前的工科教育因沈阳的实习工厂已被日军占领，受实习场地、教学仪器设备和师资等方面影响已很难再有优势，遂加强了文法学科教育。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省级领导的胡开明就是这一时期考入冯庸大学政治系的。原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书法家张西帆将军、著名作家袁静等也是在这一时期考入冯庸大学文科专业就读。

北平的学术氛围和教育资源也有助于一些文法学科人才受聘于冯庸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受聘来冯庸大学任教的文法学科教授知名者有：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的训诂学家陆宗达，兼职冯庸大学教授的燕京大学教授、著名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郭绍虞，晚清举人、国文教授刘映奎，曾留学日本的中国第一位女法学博士侯御之（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夫人），经济学教授张恪维，史地教授罗文轼（国民党CC派），政治教授汤德衡，中共六大代表、曾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副主编的潘文郁，还聘请了民办教育家、天津弘德高等商业学校校长罗光道为逻辑学教授。据史料记载，罗光道在冯庸大学课堂上常以“团结抗日、收复失地”等内容来激励学生保家卫国的抗战热情，可见其在专业学科教学之外还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年复校之际，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生、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曾任同济大学教授、《鄂北日报》主编的黄绍谷也经同学陈国良（北大毕业，冯庸大学复校后的教务长）举荐，受聘于冯庸大学任英文秘书。这一时期，确有一些文法科教师是受冯庸大学爱国主张之吸引和冯庸大学师生抗日义举之感染，放弃其他大学的职位前来冯大任教的，如陆宗达是离开教会创办的辅仁大学前来冯大任教，侯御之是离开教会创办的燕京大学前来冯大任教，此时的冯庸已经是举家艰难、节俭办学，根本无法拿出高薪招揽教师，很显然，这一时期冯庸大学延揽的教职员绝不是追求薪酬，而或多或少受到冯庸大学爱国精神的吸引和激励。

应该说，冯庸大学虽然一定程度受到青年党主张的影响，且校内没有中共党组织活动，但冯庸和冯庸大学对教职员中具有加入中共经历者并不排斥，这也体现了冯庸大学容纳不同政见的思想兼容性。前面述及的中共六大代表潘文郁是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年在苏联留学期间任中共中央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长，在六大召开期间又担任大会翻译，年年底回国后在上海的中央宣传部工作，年成为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的14名委员之一并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年7月因叛徒出卖被捕，保释出狱后到北平大学任教，年到冯庸大学任教，并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马列主义宣传。年，潘文郁翻译完成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三两个分册约40万字，其中第二分册于年8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发行，第三分册翻译于潘文郁在冯大任教期间，于年1月由北平东亚书局出版发行，其与陈启修所译第一卷第一分册，同为《资本论》之最早中文译本。尽管潘文郁因为被黎天才保释时被迫写《自首书》因而于年8月被中共开除党籍，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时事政治比较敏感的冯庸能容纳这位原中共宣传工作者来冯大任教，并能容纳其在任教期间继续翻译《资本论》（《资本论》在北平系公开出版），不能不体现出冯庸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明思想。无独有偶，早在年就加入中共、曾任共青团北京大学支部书记的黄绍谷受聘于冯庸大学后受到重用，先任英文秘书，热河抗战爆发后出任冯庸任军团长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七军团秘书兼军法处处长，将最后一滴血洒在热河抗日战场上，年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冯庸同样没有因为黄绍谷是中共早期党员就对其设防和排斥。

从年龄结构上看，冯庸大学吸纳的文法和教育、体育等理工科以外教职员同样具有年轻化的特点。已经确知年龄者中，南宫拱璧生于年，来冯庸大学任职时29岁；余家菊生于年，年来冯庸大学任教时28岁；侯曜生于年，年来冯庸大学任职任教时30岁；夏文运生于年，年来冯庸大学任职任教时年仅26岁，尚未硕士毕业；霍维周生于年，年来冯庸大学任教时29岁；王抚洲生于年，来冯庸大学任职任教时年仅二十七八岁；赵欣伯生于年，年来冯庸大学兼职任教时39岁；陆宗达生于年，年来冯庸大学任教时年仅27岁；郭绍虞生于年，年来冯庸大学兼职任教时39岁；侯御之生于年，年来冯庸大学任教时年仅20岁；罗光道生于年，年在冯庸大学兼职任教时38岁；潘文郁生于年，年来冯庸大学任教时26岁；黄绍谷生于年，年来冯庸大学任职时36岁。学历方面，这些教职员大多是国内著名高校和军事院校毕业，如魏树桓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侯曜毕业于东南大学，陆宗达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黄绍谷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罗光道毕业于教会创办的天津新学书院大学部哲学系，南宫拱璧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还有几位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如余家菊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王抚洲曾留学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及俄亥俄州立大学，夏文运曾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法政科，赵欣伯、侯御之都曾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前者是第一位获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后者是侯御之是中国第一位获法学博士学位的女性。此外，与大多数理工科教授回国不久即来冯庸大学任教相比，冯庸大学文法学科的教师大多有其他高校的任教经历或社会活动与工作的经历，如余家菊曾任武昌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侯曜有过在上海从事四年电影编导的经历；刘映奎是晚清举人，晚清时就出任过法部（原刑部）主事，民国初年当选为国会参议员；罗光道在教育界、商界都有所作为，除了在天津创办弘德高等商业学校并任校长外，还出任过马克顿桥梁公司的华人经理；王抚洲曾在河北大学执教，陆宗达在年北大毕业后即留校任教；赵欣伯于年从日本回国后被张作霖聘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法律顾问，次年又成为北京政府外交部条约修改委员会委员；潘文郁是参加过中共六大的资深革命者，黄绍谷有过《北平日报》编辑、国民革命军某师政治部主任、同济大学英语系教授、《鄂北日报》主编、上海《中央日报》编辑的经历，在报界和教育界都有一定影响。相对来说，这些教职员的社会活动能力强，社会经验较为丰富，这也决定了他们在从事反抗侵略的救亡活动时相对理工科教授更为活跃。

三、中东路事件导致冯庸大学部分优秀师资流失

冯庸大学建校后，重视以爱国教育为主的德育教育、军事体育教育，被时人评价为“特立独行，打破旧习，独辟新路”，这种办学理念和教育方式，对充满激情、朝气和理想的青年学生来说很有吸引力，受到大多数学生的好评。然而，这种偏重对理工科学生进行德育、军事体育教育的做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并未得到冯庸大学中留学欧美归来的理工科教师的普遍认可。一些理工科教师认为，工科专业应以培养学生的技术能力特别是应用技能为主，偏重于德育、军事体育教育会导致学生专业课程与非专业课程学习的失衡。

最终，冯庸大学开办两年后发生的中东路事件，致使冯庸大学部分优秀教师选择离开冯大任教。中东路事件，又称中东路战役、中东路防俄战役，是指年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为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战斗主要在中国境内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经过从7月末到11月的大小数十次战斗，中国军队战败，东北军死伤及被俘余人，苏军伤亡余人，张学良被迫派代表与苏联方面签订《伯力协定》，致使黑瞎子岛被苏联占领。当时中国正处于国民党新军阀争权和变乱时期，国民政府对张良良试图收回中东铁路的爱国义举没有实质性支持，冯庸出于爱国义愤，先是于8月下旬自驾飞机赴“北满”冲突前线考察，归来后支持冯大学生组织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并被推举为总指挥，并于9月17日正式就职总指挥并举行隆重的义勇军出发典礼。冯庸大学法科的师生们制订了“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宗旨及组织机构，组织机构健全后，以总指挥的名义颁布了《军约》，还颁布了《冯庸歼俄义勇军对俄宣言》《冯庸歼俄义勇军对前方作战兄弟们宣言》和《冯庸歼俄义勇军敬告全国青年书》，这些冯大歼俄义勇军的文字材料都阐明了“爱国”“抵御外侮”“收回中东路”“唤醒全国民众”等理念，表达出“热血男儿”的爱国报国决心。此后，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余人（包括部分学生和教职员）于9月20日抵达哈尔滨，25日在哈尔滨举行“空中大示威”，散发中俄文传单，10月份开赴满洲里，挖掘战壕，修筑工事，冯庸本人还驾机飞到苏联境内的赤塔市上空进行侦察，虽然冯大歼俄义勇军没有机会参加实战，但起到了鼓舞民众抵抗强权、激发民众抗日热忱的作用。

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开赴中东路战役前线的义举，在当时国内舆论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激昂了民族志气，振奋了民族精神，大大提升了冯庸大学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然而，一些理工科教授对中东路事件与苏军作战表示出不理解，他们在对时局认识上同冯庸有所不同，认为“此时苏联并未对中国怀有敌意，为什么要去与苏联开战呢？”，还有的理工科教授认为学生去参加抗俄义勇军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冯庸大学机械学、内燃机教授潘承孝曾在年自费到欧洲考察，去过苏联，“当时社会主义苏联正处在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之中，潘承孝一踏上苏联的领土便感受到一种与资本主义国家迥然不同的气息。对苏联顿生一种崇敬感。”这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好感到年就表现为不愿与苏联开战。不仅潘承孝如此，刘锡瑛、朱兆雪等教授同样持有此观点。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发起组建后，“潘承孝、刘锡瑛教授等便坚决反对”，“冯庸屡次派人劝说，潘承孝等坚持己见，决意不上前线，自此与冯庸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就在年9月间，潘承孝、刘锡瑛同时离开冯庸大学，“断然拒绝冯庸大学的续聘和冯庸本人的执意挽留，接受了由张学良亲任校长的东北大学的聘书”，潘承孝任东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刘锡瑛任东北大学工学院教授，朱兆雪也于年离开冯庸大学转任北平大学建筑系教授，李楫祥于年离开冯庸大学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设计委员、东方大港工程师兼总务科长，杨颐桂、戴恺生等理工科教授也于年离开了冯庸大学。

冯庸大学的这批优秀理工科教授流失，对冯庸大学此后的理工科教学和人才培养造成了一定损失，不能不说是冯大在师资建设方面的缺憾，对冯庸大学的人才培养结构也造成了影响。冯庸大学作为建校初期以工科为主的高校，培养的学生中却有很多成为党政领导干部、军事将领、空军飞行员、体育英才、作家，真正从事工科事业者寥寥无几，毕业生在工科领域知名者仅有曾任东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教授、沈阳七二四兵工厂总工程师、沈阳工学院系主任的机械工程专家刘天威，本来办学主旨很大程度为“工业救国”的冯庸大学，最终却未能培养和造就一定数量的工业人才，这是我们研究冯庸大学历史时值得客观反思的。

冯庸大学教育思想和爱国理念，对曾在冯庸大学任职任教的教职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由于自身或学校停办的原因而离开冯大后，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践行着冯庸大学的精神和理念。抗战期间，这些教职员在昔日冯庸大学爱国理念的影响下，大多辗转于后方甚至艰苦地区继续从事高等教育事业，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中有很多人成为坚定的抗日志士，没有一人沦为汉奸。其中，夏文运冒死从事抗日谍报工作，王慎庐到辽西组织抗日义勇军，侯御之同丈夫杜重远一道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金声律到重庆投身抗战音乐事业，滞留在沦陷区的罗光道因参加反日团体被日本拘捕；曾任冯庸大学工厂主任兼机械学教授的江杓（系冯庸创办大冶工厂时期的厂工程师，故本文未列入延聘的理工科教授之列）在全面抗战中担任在重庆的第五十兵工厂厂长，将具有爱国热情和专长的冯庸大学的教职员刘天威、宋世忱、冯鑫泉、王有庆等人安排在兵工厂任职，还安排并掩护著名爱国人士阎宝航以该厂福利处处长身份从事抗日谍报工作；侯曜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编导了《血肉长城》、《最后关头》、《太平洋的风云》等抗日题材影片，后转至新加坡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抗战胜利前夕在新加坡惨遭日军杀害。

冯庸创办冯庸大学，如果说从办学经费上是“倾其家产”，那么从师资力量上则是“延揽人才”，除了高薪引进人才外，冯庸还靠学校的办学理念、爱国主张甚至个人魅力吸引了一些优秀人才前来任职任教。冯庸大学优秀的师资力量对学校的人才培养发挥出重要作用，对提升冯庸大学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产生了积极效果。可以说，正是有了冯庸大学教职员群体的尽职尽责、敬业育人，才有了冯庸大学的良好声誉和教育成就，才有了冯庸大学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冯庸大学及其相关的历史，冯庸大学教职员群体的作用不可忽视。

注释：

张文琦等著：《冯庸评传》，沈阳出版社年版，第74页。

辽宁省政协文史委编：《辽宁文史资料》第三十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年版。

赵焕林等著：《冯庸和冯庸大学》，辽宁民族出版社年12月版，第72页。

张文琦等著：《冯庸评传》，沈阳出版社年版，第91页。

张文琦等著：《冯庸评传》，沈阳出版社年版，第86页。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录》，任牧辛主编：《保定军事学堂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年版，第页。

关于余家菊来冯庸大学任教的年份，有年的说法，本文参考李翔在《近代史研究》年第4期《青年党的军事活动（——）》及武汉大学校史资料的说法，取年说。

陈正茂：《遭日军杀害的戏剧家侯曜》，长沙《书屋》杂志年第10期，第20页。

梁茂春：《金声律，您到哪里去了？》，《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年第3期，第67—71页。

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宁大学出版社年版，第13页。

陈正茂：《遭日军杀害的戏剧家侯曜》，长沙《书屋》杂志年第10期，第20页。

陈正茂：《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李璜先生传》，台北《传记文学》第59卷第6期，第31—35页。

陈正茂：《遭日军杀害的戏剧家侯曜》，长沙《书屋》杂志年第10期，第20页。

冯介中：《冯庸和冯庸大学》，沈阳市政协文史委编：《沈阳文史资料》第九辑，沈阳市政协文史委年版，第79页。

张文琦等著：《冯庸评传》，沈阳出版社年版，第90页。

尚万宝、黄文一：《黄绍谷》，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北大英烈（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刘志明、林金铭主编：《一代师表——著名教育家潘承孝百岁华诞专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6页。

刘志明、林金铭主编：《一代师表——著名教育家潘承孝百岁华诞专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6页。

刘志明、林金铭主编：《一代师表——著名教育家潘承孝百岁华诞专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6页。

刘志明、林金铭主编：《一代师表——著名教育家潘承孝百岁华诞专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7页。

陈正茂：《遭日军杀害的戏剧家侯曜》，长沙《书屋》杂志年第10期，第22页。

此论文选题新颖，论述详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