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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风格纯粹、童大焕；转自：童大焕（ID：tdhtdh）；来源：年4月10日星期日香港东网“大焕视界”专栏第篇

前些日子，因为一线城市从紧的楼市限购政策，我跟童大焕老师写了《环京区域楼市是陷阱还是机会？》云端对话之42篇，重点是从城市化的角度，从购买者的真实行为目的角度，提示了环一线城市房地产的风险。随着这种情绪的蔓延，二线城市的房地产也几乎整体热起来了，甚至部分三线城市也有热销的趋势。

我非常担忧，所以，我年4月11日晚间写了一封邮件给童大焕老师，把年股市疯狂的时候，我们分别写于年5月26日，5月27日的两篇当时警示性的文章，作为了云端对话之44篇，回想起我们写完文章10多天的6月12日，上证冲高到全年最高点，然后一路暴跌，中间经历了政府万亿资金至今深套的，甚至动用了警察抓人的疯狂救市，也最终无力挽回几乎崩盘的局面。这对迷信权力的人而言，我想是最好的一个警示。

贴出旧文，也是为了更好的警示今天楼市的风险。因为从经济管理当局而言，这几乎是一脉相承的逻辑。面对着这种状况，我非常不安。

我在昨晚的邮件中，跟童大焕老师相约，从整个中国宏观经济的角度，金融的角度，和货币政策的角度，阐述中国楼市整体的风险，熟悉我跟童大焕老师云端对话的网友，应该非常清楚我们对楼市的观点，我们都是大城市化，超级城市化的支持者。这也是全世界城市化的趋势。我们从不是全面看多楼市，这一直是我们反反复复警告的观点：中国房地产全面繁荣的时代结束了，进入了分化的时代。

这个分化时代的实质是：从城镇化，小城市化，到大城市化的阶段。

关于城市化和因为城市化带来的房地产的具体观点，我跟童大焕老师的云端对话，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内容。这里不再重复，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翻阅那些文章。

这篇文章，重点是从整个中国宏观经济，金融，货币政策的角度，来提示，我们今天楼市面临着的巨大风险，对很多区域而言，楼市站在了悬崖边上，几乎是最后的疯狂。一如年的中国股市。如果说年的中国股市是人造牛市，政府试图化解债务危机失败的话，今天的中国楼市，一线城市的从紧限购，导致的环一线城市房价大涨，二线城市跟进的暴涨，几乎是年中国股市的翻版，可以称作人造楼市繁荣。这是中国政府在楼市化解债务危机的另一次努力。这才是我非常不安的重要原因。

如果大家记住，年股市消灭了一批中产的话，这次楼市的疯狂消灭的是更大的一批，毕竟中国人配置在楼市的资产远远超过股市。

1）中国的宏观经济分析

a）我们是怎样发展经济的？

回顾历史是很有必要的：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疯狂折腾的几十年后，几乎国民经济全面崩溃，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的面临的环境，也是最初的改革几乎毫无阻力，全面高歌猛进的本质原因。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黄金十年，在经济学上称为：帕累托最优。也就是每个人的资源获得都建立在别人不受损失的阶段。这也是经济社会全面走向正常化的标志。

进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邓小平的南巡为标志，中国掀起了全面改革开放，以特区经济，发展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的工业园区和各种开发区，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为标志，GDP这个概念被全面引进地方政府的考核为标志，以工业化为主导，这个时期，以农民受损，城镇繁荣为标志。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追寻那个时代的农民生活，是非常苦的，农业税很重。记得还有本书，上书朱镕基总理的，说农民很苦之类的。当时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这本书我没看过，是我研究中国经济史从文献中检索到的。

上个世纪90年代末，这种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全面产能过剩，国企亏损累累，整个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达到两位数，技术上已经全部破产。所以，朱镕基主导了银行业的一系列的剥离不良贷款，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接四大商业银行的坏账。引进外资改造中国的商业银行系统。对国企抓大放小，大规模的国企下岗，给企业甩包袱。在全社会采取的战略是，医疗，教育，全面产业化的战略，财政甩包袱。尤其是98年取消住房分配制度，和分税制，为中国房地产今天的繁荣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拉开了序幕。这个时期的代价是：城市尤其是国企工人，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

进入到本世纪，以加入WTO为标志，我们享受了全面的WTO的红利，开始这本世纪十多年的经济辉煌，但又似乎走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窘况，产能全面过剩，银行业坏账在经历了十多年垄断性发展后，坏账开始显现，经济连续下滑，体现在房地产上，鬼城遍布，在中国几乎找不出一个不过剩的领域。

我用尽可能短的文字，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历史。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国家强势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经济好转的时候，国进民退。经济发展困难的时候，政府甩包袱，成本整个社会来承担。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以有利于政府为目标。这也是中国工业化领先于城市化的原因。因为需要而让你城市化。这也是长期以来，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本质原动力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消费在中国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是主导原因所在。

康德说：人是这个世界的目的。我们经济发展，以有利于政府的统治为目的。这也是长期以来，政府推行均衡化为目的的本质原因。如果遵从市场规律，以人的发展为目的，让人自由迁徙，那么有的地方政府可能根本存在不下去，譬如乡镇，农村这一级政府可能不需要存在。政府的庞大官僚集团可能也不需要存在，因为政府的很多职能和官僚集团，是以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有了存在价值的。所以说，市场经济必然小政府。

政府介入具体的微观经济活动，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就具有了惊人的一致性，他们本来不是专业的商人，讲政治，统一行动，所以，这也是中国政府经济重复建设，各地经济结构几乎雷同的原因。也是任何一个行业，很快就产能过剩的原因。

所以，中国房地产最终也产能过剩，跟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这些产能过剩，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毫不奇怪的。是工业化思维，在房地产上的结果。是计划经济思维，在城市化上追求区域均衡，不走大城市化道路的一脉相承的逻辑结果。跟所有的行业一样，追求计划，控制，以政府为本位的逻辑结果。这也是各个城市不仅仅产业雷同，城市规划也都几乎一样的本质原因。

投资！投资！投资！出口也是因为和为了投资！嗯，我们就是这样发展经济的。今天我们工业产能过剩，工业化远远超出全世界所有国家，名副其实在总量上全球第一，而城市化还没有完成，就是这种经济模式的必然结果，没什么好奇怪的。

b）我们的经济现在发生了什么？

中国经济全面产能过剩，大家早已知道了，上边也分析了产能过剩的原因。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经济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的口号，还喊出了新常态，也就是承认经济发展的低速状态。但是，最近看到经济刺激政策不断，让我非常困惑，这就是面临这个体制像上述分析的中国经济惯性模式挑战遇到了阻力。知道问题的症结，而妥协的结果，具体原因就不方便猜测了。

2）中国的债务问题

中国这种以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以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为根本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具扩张的财政导向，经济学界对中国整体债务保守的估算数据，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尤其是企业负债最高，达到%，这在全球是最高的。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其实学界公认这次危机的源头就是中国经济模式导致的。也就是爆发在美国，源头在中国，是中国这种扭曲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全球经济体的破坏。

我们本来可以利用那次机会进行经济改革，我们的选择是天量刺激。自年来，我们的财政赤字，每年都以GDP的1%增长，年财政赤字，猛增6倍，达到亿。赤字占GDP达到2.25%，但年后，尤其是本届政府执政后，从年开始，每年财政赤字都超过了年，今年财政赤字安排2.18万亿，债务率占GDP达到3%，这个数字是全球公认的警戒红线。

这只是中央政府。地方债务还不包括在内。企业债务全球安全的警戒线是50%，我们早已超过60%。这也是中央搞债转股的原因，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如此高的债务，企业别说还钱，连利息都还不起。但这样一搞，表面上银行资产负债表短期好看了，尽管失去了一点利息收入，但是减少了坏账拨备，这么一玩，短期皆大欢喜，可是这样，消耗了银行的资本金，只是把问题后延。企业也皆大欢喜，反正还不起钱。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银行做股东，企业的问题就好转了吗？今年就已经触及到3%这个债务红线，明年呢？还有多少空间？

所以，中央财政加杠杆，没有多少空间了，地方政府，企业都面临着去杠杆的阶段，毫无余地了。这也是前些日子，周小川说出了居民加杠杆的逻辑，想来想去，在结构调整，整体面临着去杠杆，但又想短期经济保持他们所谓的增长底线，这是唯一加杠杆的地方了。

3）中国经济的货币政策问题

先简单普及一下货币知识：现代的货币知识，不是普通人理解的钱是印出来的，货币的本质是信用创造出来的。现代的中央银行制度，钱的本质是央行和我们千千万万的企业和个人共同创造的。信贷创造了M2，我们到银行借钱，本质上我们就创造了M2，归还一笔贷款，我们就消灭了一笔M2。这就是现代金融的信用创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这两年的房地产的天量信贷，不是很多人理解的货币蓄水池，而是货币的印钞机。这跟绝大多数人理解的是不一样的。这个道理本质上阐述了，为什么经济繁荣，很容易导致通胀的原因。因为经济繁荣，市场的借贷行为就多，M2就容易被创造出来。经济过热，M2就过多的被创造出来。

按照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理论，货币本身也是一种资产。市场经济的国家，货币政策往往也都是通过价格来传导的，这也就是我们在媒体上，常常见到的，全世界都盯住美联储是不是加息的原因。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往往会频繁的使用存准率，等一系列的数量型调节工具。这个简单的道理就像楼市，全世界的房地产都是通过价格调节需求，只有我们通过限购调节一样荒唐。

回顾中国自年以来，中国的M2的增速达到80多倍，复合增长率达到惊人的18%，远超GDP的增速，自年来，全世界的新增M2大约接近2/3是中国贡献的。中国目前的M2是美国的2倍，日本的3倍，大约是整个美国+日本+欧洲的70%，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货币大国。

这里面的原因除了我们这个经济体过于依赖间接融资。更多的一个原因，就是大量的国企，大量的僵尸企业存在，这些企业很多就是靠借新还旧，靠贷款活着。也是我们这个经济体过于依赖投资驱动逻辑结果。了解了中国经济驱动的模式，和我们的经济参与主体，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货币大国，融资还这么贵呢？按照普通人的理解，货币大国，应该融资容易并且便宜啊，搞明白了我们的借款主体，就清楚了。这也是去年开始喊着清理僵尸企业的原因。这些低效的国企和大量的僵尸企业是中国经济沉重的负担。

从年11月到年10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央行先后降息6次，把基准利率从3%一路降到了1.5%，降息力度跟年金融危机一样，但利率更低。从去年2月到今年2月，降准6次，从20%下降到16.5%，幅度是3.5个点，而当年金融危机时，只降准了3次。幅度是1.5个点。当年金融危机时，人民币汇率是坚挺的，而这次直接触及了汇率，从年至现在，汇率贬值幅度已经超过4%。

这也是今年开始的蔬菜猪肉价格飞天的原因，而不是天气。但是货币政策可以这样一直创造下去吗？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货币政策可以避免危机，那就不存在经济危机了。货币宽松又不是什么技术含量的活。经济学上，货币政策长期而言对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影响只是短期的，这也是美国年爆发金融危机时，美联储最早不救助雷曼兄弟的原因。从中国货币当局频繁的操作来看，我们事实上一直救助，从这个角度而言，其实，我们的经济体大多数时候，似乎一直处于金融危机之中。

4）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债务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都已经走到绝境上了，空间都不大了。最近这一年的货币政策，已经比08年金融危机时还激进了，货币宽松的结果，必然走向通缩。这也是媒体上有人说的通胀之后，必然通缩，这就是信用的扩张和收缩的逻辑。大家也看到去年开始的激进的货币政策导致资本并没有流向他们想当然的实体经济，也没有流向三四线城市的库存，资本反而追逐了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的原因。宽松的货币政策必然导致资本流向稀缺的资源，然后空转，并带动实体资本流出，最终触及汇率，引发资本外逃。有人说，中国是资本管制的国家，但大家忘记了中国是外贸依存度超过60%的经济体，去看看澳大利亚吧，中国的购房者已经把澳大利亚变成了房地产为支柱的经济体国家了。让澳大利亚成功走出了因铁矿石为主的大宗商品出口下滑而带来的经济下滑。这就是资本外逃的力量！

我们前些年花了几年的时间辛苦建立的人民币国际化为目的的离岸市场，为了保汇率，一夜间摧毁。这就是代价！

所以，按照普通人对货币的知识，因惧怕人民币废纸化，在一线城市更加严格的限购前提下，争先恐后在环一线城市周边，在部分二线城市买房，这个时间很快就会结束，一旦中国经济进入滞胀阶段，这个漫长的过程，比股市惨烈多了，尤其是在这些地方你还加了杠杆。这是我非常忧心的地方。

现在该到了把中国经济送上手术台的时刻了，应该承受这份痛苦。一个正常的国家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发挥这个经济体的要素增长率达到最优就可以了，而不是人为划定一条底线。这个简单的道理就像一个人赛跑，你把他的潜能发挥到最优就行了，而不是让他服用兴奋剂，伤害他的身体。如果这次继续刺激，大概率的事件是引发资本外逃。触及汇率制度。如果不刺激，那么我们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治愈中国经济体的余毒，进入非常长的调整过程。从哪个角度，你在环一线城市，和某些没有价值的二线城市的疯狂击鼓传花游戏，都是最终的买单人！不可能有任何例外！这是清晰看得见的逻辑。

5）中国经济的转型路径

有人说，中国的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这句话，我一向认为是胡扯。中国房地产从来不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而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真正的发动机是城市化！这种因聚集而提高的效率，因聚集而凝聚的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力量，如果中国能现在选择正确的大城市话路径，放开限制，以民为本，选择大城市的路径，界定一个尊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这才是在经济转型，在增长的前提下慢慢转型的路径。如果至今依然看不到这个清晰地逻辑，把房地产这个城市化的副产品想当然作为了经济的发动机，依然是一种增产能的战略。这种大水漫灌的方式，可以毫不犹豫的回答：中国经济进入了滞胀阶段了！聪明的资金应该选择外逃！

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看见了这一波环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热的风险。我深为担忧，我从任何一个角度都看不到这笔资金有任何赢得可能性。这是我看到的悲壮。年的股市暴跌，洗劫了一大批中产阶级。如果这一次的环一线城市和部分虚高的二线城市房价暴跌，那可是更大的一批中产者，一个没有中产的国家还有希望吗？

中国经济就像一个中毒极深的病人，越来越需要大量的药物刺激。不彻底找到病根，只是一味的刺激，早晚轰然倒地。房地产！没有正确城市化战略的房地产，就只是盖房子而已，这是最最传统的技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如果一个国家靠盖房子就能发展经济，如果一个国家靠货币宽松就能发展经济，这个世界上还会有穷国吗？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

改编一段童大焕老师当年被疯传的文字结束这篇五味杂陈写的文章：

疾病缠身的中国哟，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把那些你们错误导致的库存，总想想办法加在人民身上。不要遇到问题，就眼睛制盯住人民的钱包。不要让经济走向无望的深渊，不要总让一代代人为你们愚蠢的错误牺牲。慢点走，我们的经济真的病了，让每一位公民都自由的迁徙，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我们愿意背负起沉重的行囊，走向布满荆棘的他乡！

不要再用工业思维思考城市化和服务业

童大焕

年4月13日

我在《我们会不会变得更穷》（中国发展出版社）一书中的引言中，曾以《百年中国三次浪潮》为题，如是描绘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和经济结构：

“再过三十年，我们回顾自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年历史，可能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这年里，以30年左右为界，中国当代史上发生了影响深远的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基于浪漫理想主义的计划经济浪潮，直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无法转移矛盾，社会和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终于走上了大乱后的大治，进入年以后历史的第二个浪潮——以经济赶超为特征的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职能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权力主导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铸造了一个超级强大的投资型政府，也形成了一个超级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加上行政力量亲历亲为走在经济第一线，带来GDP突飞猛进的增长，甚至有‘全球一枝独秀’之称。它的副作用是：经济增长以过度的资源开发和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为代价，出口导向和政府投资导向型经济极大地推高了物价，资源为权贵主导，在高效率的同时，副作用是投资浪费也高效率，人人急功近利，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带来自然环境和道德人心的极大破坏，既得利益群体已经成为阻碍社会改革的最大障碍，社会矛盾突出，人人缺乏安全感。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2：1，地区发展差距也依然过大，另外，教育、医疗、文化、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不均的问题也很突出。3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7%，而环境污染的成本占全部GDP的3%－5%。

“如果把年以来的前三十年比作处处与人为敌的“斗争时代”，后三十年比做一切向钱看的“镀金时代”，那么从今往后的三十年，我们必须进入一个新的政府第三次职能大转型的、一切以人的自由、权力为指针的“进步时代”——政府职能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向“一切以社会的自由、公平、正义、法治为中心”的市场自由、个人权利保障和社会法治时代，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致力于社会公平公正和社会保障等“守夜人”角色，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

“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浪潮——自由市场和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浪潮，将带来国人走向真正的富裕幸福、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真正的繁荣富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当代中国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在年11月8日22:57，也就是十八大首次会议的当天晚上，我在搜狐微博上发了，对改革前景表示乐观：“三十多年的‘中国模式’已山穷水尽，不出两年必将见底，现在是惯性拖着。因此，未来的改革没有悬念。回想六十多年来，哪一次改革都在穷途末路上被迫进行。今天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主导的半计划半市场的工业化城市化补课发展，被一些人称为“中国经济奇迹”，甚至被可笑地冠之以“中国模式”称号，仿佛中国有一套自外于人类文明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独特办法。我在年出版的《定位中国——认清我们的时代和时代中国的我们》一书里，这样评价“中国模式”：

“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各级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相当于当地最大的公司。但是地方政府既不能印钞票，也不能发债，也没有定税的权力，土地就成为它几乎唯一的工具。竞相压低土地成本进行招商引资，最后势必要将土地成本都集中到房地产上来。政府亲历亲为的投资活动，导致财富大量向少数人群集中的同时，高房价却要大量中低收入的人群来承担！这就是过去多年中国经济的基本逻辑和秘密。乃至于到了后来，由于实体经济大量过剩，一些被招商引资的对象到处投资，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通过以工业用地的方式低价拿地，然后附加建设职工住宅等条件，并要求职工住宅可以按保障房甚至商品房的名目出售！如果地方政府不就范，他们就不投资。而一旦房子卖出去，他们就会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将企业项目转让出去。

“而地方主政官员由于任期有限，多数不会考虑地方的长远利益，而是着重于考虑在自己的任期内尽一切可能把项目做快做大，至于债务、环境破坏、官民矛盾等等，都是由后任和当地百姓来背，谁管得了天长地久！这一点，和国企的做法几乎一模一样。

“这样的投资模式，突然之间走进衰退甚至猝死都是有可能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请注意我用了“猝死”一词。联系年11月8日关于“中国模式”“不出两年必将见底”的判断，可谓不幸而言中。

更不幸的是，我们的时代已经迅速跨进了服务业主导的千年未有的大城市化时代，但是，整个中国社会，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思维还停留在工业引领城市化和小农经济时代！观念和由观念引发的各项政策，没有能够成为引领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力量，反而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瓶颈。

在从未有过的大城市化这一中国转型的最大机遇面前，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政府机构措手不及不知所措，仍在沿用传统的工业思维、农业思考和计划经济手段，不断制造麻烦，不断限制人的自由，不断毁灭财富。“政府从来不是问题的解决者，反而是问题的制造者。”

工农业思维就是有形财富的思维，掌握了土地和资源就掌握了一切。服务业思维与此相反，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是无形的：自由，法治，契约（信用），智慧。

这几天，网络上流传着一首说是由上海人创作的北京《五环之歌》，用《牡丹之歌》旋律改编，用交响乐合唱团形式演唱，标题是《大北京有市歌了，市长听完内心是崩溃的！》，歌词很简单，妙句共欣赏：

啊啊啊啊啊五环

你比四环多一环

啊啊啊啊啊五环

你比六环少一环

啊啊啊五环

你比四环多一环多一环

啊啊啊五环

你比六环少一环

终于有一天

你会修到七修到七环

你比五环多两环

你比五环多两环

有人说，这是上海人笑话北京的，我更愿意视之为老百姓笑话决策者的。北京糟透了的不合理规划，把一半以上的北京市常住居民赶到了五环外居住，被迫常年拥堵在越来越拥堵的上下班路上。

其实上海也是半斤八两。过去十多年上海宏伟规模了五座郊区新城，试图疏解市中心人口和拥堵。然而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新城房价是上去了，但是人却没去；市中心人口是被赶出去了，然而交通拥堵却在加剧！

一切不符合规律的宏观规划都会失败。这跟决心、毅力、情怀没有一分钱关系，也跟权力的大小没有一分钱关系。但是中国人的观念进化和时代进步相比，落后得太多了，因此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又一个崩盘，然后，腐朽的落叶上生出春泥，长出新花。从计划经济崩盘，到工业产能过剩下的崩盘；从A股，到楼市。

把城市的饼摊大一点再大一点，薄一点再薄一点，就成薄脆。

附：中国须迅速告别城市化中的计划经济

童大焕

年4月9日

城市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最全面、最彻底、最深刻的转型机会，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身份差别的最大机会——这种缩小最终体现为人均收入的缩小，人的机会更平等，而不是区域和城乡GDP总额的缩小——前者是人类共同致力的目标，后者是人类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工农业产能严重过剩、环境污染和破坏进入巅峰时代的状态，全面过剩导致的经济不景气，迫切需要我们向服务业转型。向服务业转型的惟一路径就是城市化，更准确地说是高密度大城市化。只有高密度大城市化，才能带来服务业的巨大、精细、高度分工，以及创造力的极大释放。我把人口高密度集聚，视为人类创造力和能量的核聚变，北大国家发展学院周其仁教授称创新需要浓度，上海网友风格纯粹认为，“有限的聚集，只能诞生工业，只有高密度的聚集才会诞生高质量的服务业。”

世界各国的平均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平均工业化率26%。发达国家不到20%的工业化率对应80%以上的城市化率，我们则以不到40%的真实城市化率（必须扣除没有在城市扎根的2.7亿农民工）对应47%的工业化率。工业化严重过剩，城市化严重拖后腿。中国经济要向好，中国环境要向好，中国贫富差距要缩小，都要迫切补上城市化这个短板！

而服务业主导的城市化，一定是以人口高密度集聚为前提的城市化。电梯战胜汽车，城市向高处生长远远胜于浪费时间和生命、制造汽车尾气污染的摊大饼扩张。

“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人口越多的国家，其中心城市的人口也越多，房价也就越贵。但即便房价昂贵，中心城市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资源利用效率越高，创新力越旺盛，经济发展就越好。美国大部分人口住在沿海城市，绝大多数创新都集中在硅谷、洛杉矶、纽约、西雅图等几个大都会，所以这些地方的房价贵是地区的产业和创新集聚效应的体现。即使硅谷的房价要比小城市高很多，全世界的科技公司和人才还是愿意到硅谷去。即使北京的房价远高于二线城市，中国的媒体和文化的从业人员还是会聚集在北京。如果中国政府违背这个经济规律，刻意阻止外地人流入大城市，就会削弱这种集聚效应。”（梁建章《严控大城市规模是自废优势》）

全世界的大城市都在往高处发展。香港，东京，芝加哥，曼哈顿，到处都是。迪拜周围都是广袤的沙漠，土地供应无限量，但迪拜就只是在小面积土地上突兀而起的一座高峰。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只有多万人口，土地供应无限量，但人口却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大都市。中新网年3月31日电据澳洲网报道，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墨尔本、悉尼等大城市人口激增，至财年，仅墨尔本就新增近10万人口，而悉尼仍是国内人口最多的城市，直逼万人。-财年，悉尼人口增加8.42万人，达到万人，成为国内人口最多的城市。而墨尔本则为增速最快的城市，仅同期新增人口为9.57万人，平均每周新增人，总人口达到万人。数据还显示，澳人口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而外郊区及内城区为人口增长主要区域。

为了应对有“后来居上”的墨尔本咄咄逼人的人口增势，悉尼的建筑师团体和政府机构都在认真研究城市长高计划，认为应该让城市长得更高，才能获得更高的竞争能力。

新南威尔士州规划部部长布鲁·戈沃德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该调高悉尼建筑最高限以及重新调整市政规划的时候。“随着新南威尔士州经济的发展，城市对办公空间的需求也会增加。因此我们需要适时调整规划，确保新南威尔士州首府悉尼——这一澳大利亚唯一的全球化大都市的竞争力。”（《悉尼拟提高城市建筑限高多年仅维持在米》年07月31日16:42人民网）

还在年我回到北京发展之前，我也是持这样一个观点，认为高房价削弱城市竞争力。14年过去，我发现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放眼全世界，一个共同的结论是：房价越高的地方，城市竞争力越强！这只能有一个解释：人口集聚带来的效率和创造力提高，远大于高房价带来的负面效应。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思路，一直沿用最落后的中央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一方面说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支配作用，另一方面，却要求整个中国范围内“严格控制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利用户籍、就学、限购限贷等方式阻止人口进入大城市。自相矛盾不说，而且相当于直接取消了城市间最重要的竞争手段——人口竞争，也直接削弱了城市的创造力。同时还在三四线及其以下城市、大城市不限购的远郊区大量制造空城鬼城，浪费财富，破坏资源用不了三年，鬼城空城会成为“中国制造”最显著的城市化标签。丢人事小，丢钱事大。（年4月10日星期日香港东网“大焕视界”专栏第篇）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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