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区域精粹：长沙——长岛人歌动地诗》
主编：杨乔陈先枢
第一章
历史源流：悠远璀璨的文脉
长沙的沿革和地名由来
长沙作为地名，出现于城市形成以前。长沙之名最有名的记载见于《逸周书·王会篇》。《逸周书》又名汲冢周书，相传为晋太康二年（年）得于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时期的魏安厘王墓中，则其成书至少在战国以前。“王会篇”记载了公元前11世纪周公营建雒邑竣工后，周成王大会诸侯方国的盛况。当时“长沙鳖”是作为方物贡献给周王室的，据孔晁注“王会篇”，谓“长沙鳖”“特大而美故贡也”。方物以地而名，可见长沙当时已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战国策·赵策》中有“长沙之难，太子横为质于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有“长沙，楚之粟也”等，可见长沙之名在战国时就屡见不鲜了。
如果说历史文献在流传过程中还有可能失实的话，还有一份最有权威的资料，年湖北荆沙铁路修建时发掘的包山2号大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2件有长沙之名，一为“长沙正”名“龚怿”，一为“长沙公之军”。包山2号墓的时代为战国中期，约公元前年。
包山二号大墓出土竹简（局部）以上资料证明，长沙地名的出现不晚于战国中期，可能早于公元前11世纪。《湘川记》云：“秦分黔中郡以南之沙乡地区置长沙郡，则长沙之名始于洪荒之世，而以之为乡为郡，则在后世耳。”所谓洪荒之世，也是指有人类聚居生活之始。
在尧帝之前，长沙为扬越之地，属古三苗国。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把熊湘封给他的儿子少昊，熊湘即为长沙。炎帝教耕，“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舜帝南巡，“葬在长沙零陵界中”；禹分九州，长沙在荆州境内，至今岳麓山还留有禹碑、禹迹蹊等胜迹。
春秋时期长沙纳入楚国版图，战国时已建有城邑，为楚南重镇。秦王扫六合，在全国立36郡，长沙郡名列其内。自此，长沙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治所存世，历代相传。西汉封长沙国，都城名临湘。东汉复置长沙郡，三国时长沙属吴国。两晋南朝置湘州，长沙为其治所。隋唐两代改置潭州，长沙亦为治所，唐代中期还为湖南道治所。五代十国时，马楚国踞湖南，以长沙为国都。宋代长沙是潭州和荆湖南路的治所。宋元符元年(年)析长沙县五乡、湘潭县二乡置善化县，取“善邑”和“教化”之意，两县同城而治。元朝先后改置潭州路、天临路，长沙仍为其治所。明清两朝长沙府辖长沙、善化、宁乡、浏阳、湘潭、湘乡、湘阴、益阳、安化、醴陵、攸县11县和茶陵州，长沙城为长沙府及长沙、善化两县的治所。清康熙三年(年)，两湖分藩，长沙即为湖南省治。民国初年，长沙建置发生了很大变化，民国元年（年），裁善化县入长沙县，并入长沙府。次年废长沙府。长沙先后属长宝道、湘江道，长沙为道治。年道制撤销，改为省、县两级。同年析长沙县置长沙市（仅管市政），省辖市、县同治，并定为湖南省会。年长沙正式设市。
长沙之名的由来，历来众说纷纭，史籍记载各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说：
第一，得名于“长沙星”。古代天文学家观测天象时选择一批星象作为定位观测的标志，创二十八宿之说。认为上有星象，下有相应的“星野”。所以说长沙之名源于天上的长沙星，如甘氏《星经》载：“长沙子一星，在轸之中，主寿命，小而明。”《史记?天官书》说：“轸为车，主风。其旁有一星，曰长沙。”《太乙统宗》也说：“轸在天阙之外，当南河之南，其中一星主长沙。”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长沙一星在轸中，主寿命。”又云长沙星明则“主长寿，子孙昌。”《明史?天文志》更肯定地说：“轸旁小星曰长沙，应其地。”说长沙星之下就是长沙这个地方。《湖广通志》最后的结论是：“长沙之名起于周，又曰星沙，以星名。”
明崇祯《长沙府志》载长沙轸宿图第二，得名于“沙土之地”。长沙的地质结构为以石英砂岩、沙砾岩、粉砂岩及页岩等为基础，经过长年的外力作用，地层崩塌的岩石，经风化和水流的冲刷，使大量的砂、石都聚积于地表，特别是今长沙市区所在的湘江河谷地带，分布着大片的沙滩、沙洲，每当枯水时节，这些洲、滩露出，向人们展现出成片的沙土，尤其是沙粒长而大，“白沙如霜雪”。故古籍中多有称长沙为沙乡或沙土之地。所以长沙是以地貌特征为名。《遁甲记》说：“沙土之地，云阳氏之墟。”《路史》则说：“沙为长沙……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故轸宿中有长沙子。”按《路史》之说，长沙之名在少昊氏时业已存在，至少有年的历史。又《元和郡县志》云：“《禹贡》荆州之域，春秋为黔中地，楚之南境。秦并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
看来，长沙的名称，当以清光绪《善化县志》所说的：“星以沙而得名，非沙以星而得名也。”即先有长沙这个地名，以后天文学发展了，便把地上长沙的地名，又用于长沙天上的星名。
第三，得名于“万里沙祠”。万里沙祠一说最早见于晋阚骃所著《十三州志》：汉“有万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东莱万里，故曰长沙”。此后，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援引《东方朔记》云：“南郡有万里沙祠，自湘州至东莱可万里，故曰长沙。”唐杜佑《通典》中潭州“秦为长沙郡”的自注亦云：“有万里沙祠，故曰长沙。”于是以后的各代地方志，多引此说作长沙得名之源，并加以阐发考释，认为长沙在古代有祭祀沙土之神的活动。据《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在元封二年（前年）春，曾到山东东莱祈祷“万里沙”（东来曲城有“沙径三百余里”的沙原），东汉应劭注曰：万里沙，神祠也。长沙至东莱相距万里之遥，人们将此事和此两地联系，于是有“长沙者，所谓万里长沙也”之说。
第四，得名于“老龙沙”。长沙湘江中的水陆洲，俗名“老龙沙”，长约米，宽约米，是一较有特色的地理景观。清徐珂《清稗类钞》云：“湘江中有沙坟起，若新筑之马路，长短不等，最长者曰老龙沙，长至六七里，长沙命名或以此耳。”关于水陆洲的出现，有不同的认识，过去人们根据宋代《太平寰宇记》说：“晋惠帝永兴二年此洲生。”认为水陆洲是东晋才出现的。但地质工作者在对长沙的地质结构作取样分析时，确认水陆洲为第四纪全新世时形成的一级阶地的典型地层，时代至少在1万年以上。古代湘江水位较低，如年发掘的长沙县南圫遗址，与水陆洲南头相距不远，位置就在低于水陆洲的河滩上，遗址年代距今多年，其底层亦为属第四纪全新世地层。
第五，得名于“蛮越”语“祭祀女神的地方”。在楚国“南平蛮越”之前，长沙居民属“蛮越”族。在蛮越语中，“长”是“祭坛”的意思，“沙”是“女神”的意思，而不是“沙土之神”。“长沙”在蛮越中的含义就是“祭祀女神的地方”。至今，壮、侗诸民族聚居区还有女神崇拜的风俗，他们的成语中有“未立村寨，先立长沙”之语。此说尚无史籍的佐证。
史前的原始文明与神话传说
长沙处于湘江下游，洞庭湖滨，湖南的中部地带。长沙之名虽然在周成王之时才出现，但在远古时代，就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长沙的远古原始文明也就从这时开始。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最早阶段，距今大约万至1万年以前，延续的时间十分漫长。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里，湘水流域即已出现湖南最早的先民。据考古发现，长沙地区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石器是年浏阳县永安镇出土的旧石器时代石器，较典型的有大尖状器和砍砸器。这批石器出土于海拔65米的小山丘上，距湘江支流捞刀河约0米，多采用撞击法初步加工，以单面打击为主，一次成型。其年代距今大约15～20万年。这也是长沙地区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生活遗存。
距今约年左右，湖南的原始先民从旧石器时代跨入了新石器时代。从最新考古发掘资料来看，迄今世界发现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址是湖南道县玉蟾洞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稻壳实物已逾万年；洞庭湖畔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稻壳，时代距今也有年，比一向认为是稻作农业起源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还要早0年左右。长沙位于澧县与道县之间，相距都不远，属同一经济流域，至少在年前当也进入了稻作农业时代。
年，在长沙县南圫大塘（今属天心区）挖掘出的距今约7年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址，它与澧县彭头山遗址应属同一源流，是长沙地区相近于大溪新石器文化的代表，出土的石器以石斧为主，多以燧石打磨而成。陶器有炊器、盛食器、盛水器等数种，分泥质和夹砂两类，制作精细，造型美观。特别令人惊叹的是一陶罐残片上的装饰，不仅有以戳印的点线组成的各种图案，而且出现了彩绘，即在红色或白色的陶衣上用黑彩或红彩绘上几何图案或写实图案。这块陶罐残片上画有两对对称的高冠长尾鸟，鸟嘴含一树枝，鸟前方高挂放射光芒的太阳，表现出长沙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工艺水平。陶片上还有一圈“干栏”式高阁建筑图纹，表明7年前的长沙先民已能建筑干栏式高阁建筑物。
大塘文化褐彩双耳陶罐残片长沙大塘岀土陶罐残片白描图稍晚的文化遗存在长沙地区则有更多的发现。长沙县腰塘遗址是距今约年前屈家岭文化的代表。长沙县境内的团里山遗址、月亮山遗址和浏阳樟树潭遗址等，则是距今年前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典型。
从这些目前所发现的文化遗址看，长沙先民们为生存和发展，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劳作，逐步发展了原始农业和原始饲养业。大塘遗址已发现许多生产工具，如石镰、石斧，这不仅表明了生产力的进步，而且显示出原始农业和饲养业的发展。而炊具、盛食盛水器则是定居生活的实证。
腰塘遗址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长沙地区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概况。腰塘遗址文化遗存分为3期：第一期，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纹饰简单。石器有双面穿孔的扁平石铲。第二期，陶器仍以夹砂陶为主，黑陶有较多增加。器形新出现宽扁瓦状足三足盘和双层平台式柄座的陶豆等。石器有扁平体柳叶形石镞、扁平石铲。值得注意的是，遗址中还发现半地穴式房基一座，房坑深入地面一米，呈口大底小的椭圆形状。黄褐土覆盖整个房坑，黄褐土上又有一层黑色灰土。据估计，黑色灰土可能是当时茅草之类的屋顶焚烧倒塌所致。第三期，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时间约在公元前年左右，进入长江中游龙山文化发展阶段。从同期的长沙团里山、浏阳樟树潭遗址看，这一时期，长沙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已进入新的阶段。团里山遗址和樟树潭遗址，已出现大量磨制精致的石器，种类有石斧、石铲、石石奔、石镞、石矛、箭镞、刮削器、石凿等。陶器的纹饰呈多样化，种类增多，主要有鼎、罐、釜、鬻、犟、簋、盆等。位于长沙县鹿芝岭的月亮山遗址还出土了陶制渔猎工具——网坠。
从上述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看到，在新石器时代，长沙地区不仅已经有了较多的人类生存，而且在旧石器文化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原始开发。首先是石制生产工具有所改进，如石铲双面穿孔，可加上木柄增加力度；出现了磨制精致，便于钻孔，切割的小型石奔、石凿等加工工具；适宜于砍伐森林、开辟荒地的磨制石斧也大量出现；还出现了适用于渔猎的石镞、网坠等生产工具。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原始农业有了新的发展，先民们已开始了较为安定的定居生活，地穴或房基以及大量生活陶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渔猎仍在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的发展阶段。长沙地区的大溪文化遗址代表和屈家岭文化遗址代表就分别属于这两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长沙地区丰富的远古人类遗存为“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从原始农业发展到农业文明，与炎帝的神话传说有关。炎帝，又叫神农氏，是中国远古传说时期的一位氏族部落首领，生活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的新石器时代。据古文献记载，炎帝与黄帝本是同胞兄弟，《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炎帝与黄帝同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以发明农耕而著称。据传说，生活在姜水流域的炎帝氏族开始也是以渔猎为主要生活手段，但后来人口增多了，渔猎已不能提供足够的食物，于是炎帝发明了农耕。这样，炎帝部落成为我国最早进入农耕的部落，炎帝也被尊奉为农业的创始者。《管子·轻重篇》说：“神农作种五谷于淇山之阳，九州之人乃知谷食。……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逸周书》则构造了“天雨粟”的神话，说当时天上降下粟米，炎帝便耕而种之，并用树木制成了农具，教人耕田。从此，人民开始以谷物为食。当然，农业的发明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是炎帝一人的发明，而只能是当时的人民在长期劳动实践中逐步认识的。
炎帝部落强大后，沿黄河东下，从此开始了与其他部落的战争。炎帝曾与黄帝联合，战胜了南方的蚩尤九黎集团，但战争却使黄帝部落迅速扩大，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领袖。宋代罗泌《路史》中有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黄帝之子“少昊氏始于云阳，胙土长沙”的传说，意即黄帝把长沙封赐给自己儿子，“熊湘”亦即长沙。后来发生了炎帝与黄帝两大部落的涿鹿大战，结果炎帝败北，炎帝部落一部分融合于华夏族，一部分则被迫南迁，徙居于长江中游和洞庭湖南北。
传说炎帝部落的某些支系南徙到湖南境内各地，从洞庭湖之野直达九疑苍梧。于是湖南首先有了炎帝陵的遗迹。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后汉书?郡国志》也有相同记载。有的传说则说炎帝为民治病，遍尝百草，在湖南日遇七十毒，终因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路史?后纪三》所载更详：炎帝死后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叫茶陵，其后裔庆甲等徙居在此。茶陵，秦汉时期为长沙郡或长沙国辖地，所以称作“长沙茶乡之尾”，或统称“长沙”。南宋时从茶陵析置酃县(今炎陵县)，炎帝陵在酃县境内。炎帝陵显然带有传说色彩，表明了人民对祖先炎帝的怀念，但同时也反映炎帝后裔南迁到湖南和长沙地区的史迹。
炎帝陵由于炎帝部落较早从原始采集、狩猎生活过渡到原始农业经济，因此，其后裔南下湖南后，对于在湖南传播农耕技术和促进当地农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作用和历史意义。长期以来，湖湘境内留下了不少炎帝的传说，如嘉禾县的得名与炎帝教耕种禾有关，说是炎帝的时候，天上降下谷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其地为禾仓，后以置县，徇其实曰嘉禾县”。赤松子为神农氏的雨师，湖南不少地方也就留下与赤松子有关的地名，如浏阳有赤松山，华容有赤松子亭等。这不仅表明赤松子族人随同炎帝部落南迁湖南，也表明当时人们已重视气象与农业的关系。
炎帝教耕和其部落迁居湖南，把农业带到了湖南，带到了长沙地区。农业的传播与发展，给先民们的生活资料提供了新的来源，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正因为如此，湖湘人民对炎帝神农氏十分怀念。时至清代，“衡、湘之间，其民至今犹念柱(即炎帝柱)，凡一境数里，共奉一柱，以春祈秋报焉，谓树者柱也。又所在有神农祠”。
炎帝、黄帝以后，中国又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尧、舜、禹传说时代。当时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组织已从血缘性的氏族部落过渡到地域性的部落联盟，是氏族机构到国家的过渡形态。尧、舜、禹都曾担任过这种部落联盟的首领。
舜帝，名重华，姚姓，号有虞氏。年轻时就“好学孝友”，闻名四海，在他成为有虞氏部落的首领后，更是以身作则，带领百姓发展生产，成效卓著。舜在位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流放了“四凶”，任用大禹治水，天下大治。到了舜帝晚年，曾被尧打败的南方三苗集团再次崛起，舜对此不能容忍，于是双方发生了新的战争，舜也因亲自南征，葬身于南国。这就是传说中的“帝舜南巡”。《史记?五帝本纪》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山海经?海内经》对舜帝南巡的目的则另有说法，认为是为视察水旱灾害而南巡，溯湘江，过长沙，跋涉苍梧，引水灌田，因积劳成疾而“葬在长沙零陵界中”。因此，舜帝南巡与湖南、与长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湖南民间有着深远的影响。苍梧即九嶷山，在今零陵宁远县地。零陵是因舜陵而得名，西汉武帝时始析长沙置零陵郡。由此可见，西汉以前，长沙的辖地十分广阔，几乎包括整个湖南地区，零陵自在其中。
舜帝南巡在湖南留下了许多美好传说，一些地名也与这种传说密切相关。舜曾途经南岳衡山，《衡山县志?古迹》记载：帝舜将高辛氏盛甘露的玛瑙瓮迁于衡山，故南岳有宝露坛。舜在坛下建望月馆以隙望月亮。安上峰有舜庙、舜溪、舜井、舜洞，传说是舜帝巡狩曾驻跸在此。传说舜帝南巡还到过湘潭，并演奏了韶乐，韶山由此而得名。
舜帝南巡湖南，丰富了湖南远古传说文化。屈原《离骚》就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的诗句。唐代朱庆写有《舜井旁舜洞诗》：“碧瓮磷磷不记年，青萝锁在小山巅。向来下视千山水，疑是苍梧万里天。”
舜之后，禹继承舜的遗志，继续开拓南疆，把中国分为九州，长沙在荆州境内。相传禹也到过长沙。几千年来一直流传着禹用石碑将兴风作浪的孽龙镇于岳麓山下的神话。岳麓山至今有禹碑、禹迹蹊等胜迹。神话传说虽难考究，但至少说明长沙这块土地与中华民族的始祖一样神奇古老。
长沙古城的文明曙光
城市作为人类生活聚落形态，是伴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发展的。中国和古罗马、古希腊一样，在氏族部落社会末期就开始产生了城市。
据考古发掘资料，从夏代开始，中国就有城市，迄今已有多年。《史记·世本》中有“鲧作城廓”和“禹都阳城”之说，鲧即夏禹的父亲；阳城是夏的都城。城、廓各有用途，所谓“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而且“君子居于城，小人狎于野”。夏商早期城市，城廓相联，城居高而不居中，既便于保卫统治者，又便于统治者逃脱。可见，中国早期城市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者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堡垒，这与西方的“城”一开始就与“市”相连是截然不同的。
据历史学家何光岳先生考证，长沙建城约在公元前年左右。当时楚国势力范围已达湖南。公元前年，楚武王灭罗国，迁罗国遗民由宜城于丹阳。楚文王时又将罗国遗民由丹阳迁到长沙北面75公里之处。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在此处发现罗子国城基遗址。这说明在罗遗民迁徙之前，长沙已有坚固的城池，才迫使素有勾结南蛮造反先例的罗人就范。在战国时期长达多年的楚越对峙中，长沙是楚国南界对南越最主要的军事防御基地，从长沙春秋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可得到印证。早期长沙城出于军事目的而建是显而易见的。
古代长沙城除具有中国城市的共性外，还有如下特点，这是长沙之所以为长沙的灵性所在。
第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使长沙成为世界上城名和城址历数千年而不变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
“长沙”之名早于长沙的建城时间，大约已有年的历史，《逸周书》中所载“长沙鳖”乃是其时上献周王的贡品。说明长沙之地先有居民的聚落，然后才在聚落群基础上慢慢形成城、筑成堡。楚人“立国不居中”，建城充分考虑到城的实际效用，往往建在大山之下，广川之滨，易于解决水源问题。
长沙古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从春秋晚期开始，长沙逐渐成为楚国南方的重镇。
长沙颜家岭楚墓出土黑漆朱绘狩猎纹漆卮以今五一广场为中心的长沙古城周围曾经发掘楚墓多座，出土帛书、帛画、毛笔、铜镜、兵器、漆器等大批精美文物，高度发达的楚文化是古代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考证，战国时长沙城范围东西长余米，南北宽约米，东起黄兴路和蔡锷路（今名，下同）之间，南到坡子街一带，西临下河街，北抵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西汉开国，长沙王吴芮在楚城的基础上筑临湘故城。临湘故城的具体位置，东起东牌楼、南阳街，西临太平街、西长街，南达解放西路，北止中山西路、又一村一带，也就是今五一广场及周围地区。
年立于五一广场的“汉临湘故城故址”碑（今无）西汉时期，长沙成为诸侯王国长沙国的都城，马王堆墓和河西王室墓的发掘，发现了“黄肠题凑”的皇族葬制和大批简帛文献，证明了这一时期长沙城地位已有了质的提升。汉末三国鼎立，长沙为吴蜀争夺之地，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孙吴简牍就是吴国曾经治理长沙的物证。
长沙楚城，亦即汉初长沙王吴芮所筑“临湘故城”，虽“弹丸之地”，但地理位置独特，紧靠湘江，西临岳麓，东有平谷，水系发达，舟楫便利，南北有扩展余地。加之物产丰饶，气候宜人，故以“临湘故市”为中心，城市向四周扩展，到清前中期已“城池崇屹，甲于他郡”。余年间，长沙历经无数次兵燹之灾，但每历一次祸难，都能迅速在原地恢复其在湖湘地域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先是津渡城邑的扩建，后为坐镇一方的王都，再就是唐五代马楚时再毁再建，每重建一次，城池又有不同的发展和变革，又为进一步发展打下新的发基础。
宋代，西濒湘江的长沙城已南扩至南门口，北至湘春门，东至浏阳门。明代，长沙已成为人口密集、工商业繁荣的商埠。绕城7公里的城墙开9座城门，城门入口排开9条正街，多条横街纵横交错，构成了整个城市的骨架。而明代长沙藩王城更是长沙城建史上的奇观，明代在长沙分封了10代藩王，王府依北京故宫形式，规模之大，占长沙城的一半以上。今五一广场一带即为王府的中心，东牌楼、西牌楼、八角亭、走马楼均是当时王城的建筑。
明崇祯《长沙府志》所记盐仓街、通泰街、织机巷、金线巷、苏家巷、碧湘街、学院巷、大椿桥、晏家塘、河街等大小几十条街道位置，已与今无异，而且街名沿用至今。清代长沙，商业更趋繁荣，长沙、善化两县多次对长沙街巷进行修缮和改造。今日芙蓉区马王街、化龙池一带，天心区古潭街、太平街一带；开福区潮宗街、连升街一带尚存的老街老巷，其街巷走向、建筑布局、街道名称等，在明清两代即已定型，可以从明清两代留下来的十几幅长沙城地图得到印证。今日长沙城的中心地带仍是古代长沙城的中心地带，因此，长沙城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大遗存。
第二，长沙的“市”伴随“城”而生，早期长沙城便有较大规模商品交换，以致后来形成中国南方著名的商业都市。
春秋战国时期长沙的“城”便有了“市”的功能，这与楚国经济相对先进于诸国不无关系。其时楚之城市大多已成商业活动的枢纽，楚晋之间有频繁的贸易往来，长沙的杞梓、皮革曾大量输往晋地，因而有了“楚材晋用”的成语。楚怀王之弟鄂君昭阳拥有一支陆路可带50乘车、水路可带艘船的商队，经常往返鄂州、长沙和广西全州之间。司马迁所言“楚越之地，饭稻羹鱼”，应是真实可靠的。
长沙考古发掘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史实。一是长沙楚墓屡屡出土天平和砝码，据年统计，出土有天平与砝码的座楚墓中长沙占去85座。天平与砝码的出现，与金银成为商品有关。二是在楚城中心之地的五一广场，近年频频出土高度密的古井，总计达百余口。管子曰：“处商必就市井。”古代“市”与“井”紧密相连，如此集中的水井映证长沙城市商品市场的初步形成。
长沙楚墓出土的天平与砝码商业的繁荣对古代城市建设的促进甚大，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长沙时写下的“茅斋定王城廓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即是生动的写照。唐代长沙已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的美誉。
到宋真宗咸平三年（0年），长沙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城市，诗人张祁有诗云：“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元丰九域志》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其中便有长沙。宋代长沙县是潭州的治所，故长沙又有潭州的别称。北宋熙宁十年（年），潭州商税达9.2万贯，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在全国居第4位。
元代长沙是天临路的治所，明代长沙是管辖12县州的长沙府的府治，这种建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元明时期，长沙更趋繁盛。《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中就有潭州。“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也是从这时流传开的。明代长沙府提出“聚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的战略，耗巨资开河通商，蔚为壮观。
到清代，“四大茶市”之一、“四大米市”之一、“五大陶都”之一等美名更是接踵而至。清光绪三十年（年），长沙开埠，城市近代化正式启程。到年“文夕”大火之前，长沙“金、钱、绸、纸”四大行业享誉全国，长沙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城市。
第三，长沙集“山水城市”和“文化之都”于一身，有着丰富而深邃的文化的底蕴。
唐代诗人张谓云长沙“陆有玉璞，水有珠胎”；书法家褚遂良贬居长沙时作《潭州偶题》曰“远山崷崪翠凝烟，烂漫桐花二月天”；杜甫长沙《清明》诗有“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之句，可见唐代长沙就形成山水城市风格。
清末长沙山水洲唐代长沙铜官窑，对盛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釉下多彩瓷器的发明树立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长沙窑瓷器的造型装饰等都反映出当时的生产者具有较强的商品经济意识，因此其产品能远销东非西亚，与唐代名窑越窑瓷器相媲美。五代时马殷建立的小王朝楚国，以长沙为首府，不但留下了马王街、小瀛洲等一批街名，而且留下了开福寺等名胜。
开福寺老照片名山胜景不仅孕育了长沙的丛林、福地，而且是文人骚客的怀念之所，成为长沙文化艺术发展的渊薮。屈原、贾谊、李邕、杜甫、韩愈、柳宗元、刘长卿、杜荀鹤、姜夔、范成大、杨万里、袁枚等古代文学巨匠都曾“一为迁客去长沙”，为古城留下了千古绝唱和传世碑刻。
宋代长沙更是一座文化之都。公元0年前夕创建的岳麓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全盛时期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誉，是世界上延续至今的高等学府中建立最早的一座。南宋理学大师张栻、朱熹在这里会讲，形成了著名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反对为学“不充实用的腐儒”学风，而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
朱张渡张栻、朱熹会讲雕塑清代以后，长沙名人之多，对中国历史影响之大，成为长沙历史文化的主要特色。康熙三年（年），两湖分藩，长沙即成为湖南省的省治。雍正元年（年），两湖分闱，长沙单独设立贡院，从此，大批湖湘学子云集长沙。湖南近代几个人才群体，先后有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唐才常、沈荩、陈天华等都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他们在政治上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风为之一变，新风骤起。
长沙文化艺术方面的名人也是星光灿烂。长沙籍的史学家邓粲、欧阳玄、王先谦，书法家欧阳询、怀素、钱希白，文学家齐己、李东阳、冯子振，画家易元吉、齐白石，经学家易祓、王闿运，戏剧家杨恩寿、欧阳予倩、田汉等，更为名城增添莫大光彩。
第四，长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长沙能在政治上成为历代行政建制所在地的根本原因。
南宋学者王应麟从地理区位的辐射影响角度作了颇为中肯的阐明：“长沙，湖南之襟要，指顾伸缩，皆足有为，南出拊连韶之颈背，东则顾赣之肘腑可抉，西下则黔贵之咽喉可塞，争南服者，不得长沙难以成席卷之势。”
长沙自古号称“湘岭要剧”，北控重湖，南倚五岭，东御章赣，西捍黔滇，是长江以南西部地区的军事重镇和重要战场。历代湖湘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驻节于此，同时也是中央王朝直辖军队如唐代府兵、宋代禁军、元朝蒙古军、明朝镇兵、清代绿营兵驻扎之所，关系全湘之安危。自汉唐以来，长沙就是著名的古战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多年来，樊哙、马援、黄忠、关羽、华皎、李靖、马殷、周行逢、慕容延钊、潘美、张浚、岳飞、韩世忠、兀术、李芾、何腾蛟等名将大帅曾在此挥兵鏖战，展现了一个个壮阔的场面。
长沙又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必争之地或重要战场，晋代杜弢率流民曾攻占长沙，威慑荆湖；唐末黄巢大军一度攻克长沙，震动全局；南宋时，钟相、杨幺义军和红巾军均把长沙作为主要征战地区；明末张献忠大西军攻克长沙，雄据数月；李自成大顺军也曾在此联明抗清；清初清军与吴三桂叛军在长沙对决，吴逆最终败于长沙；近代太平天国战争中，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沙展开了攻城与守城的殊死拼搏。
多年来，长沙作为疆域广阔的西汉长沙国和五代马楚国的都城，作为湖南历代郡、州、道、路、府及行省的治所，是历代湖南地方军政长官的驻节之地。自秦汉以来的历史表明，长沙的治乱兴衰，事关全省大局，长沙治即全省安，长沙混则全湘乱。长沙为湖南重中之重，确为自古而然。因此，历代朝廷对长沙的治理与安定都颇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