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音难改华士珍＂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盛唐诗人贺知章的诗句，其普及程度和李白的《静夜思》不相上下。贺知章36岁中状元，去长安做官，86岁回老家浙江萧山，整整50年在外，虽然说的还是一口萧山话，但家乡的小孩却把他当作客人，引起他的无限感慨。在写下有名的《回乡偶书》二首不久，他就去世，享年86岁。这二首纵然不是他的绝作，也应是他临终前的作品。就贺知章的时代来说，36岁已不能说年轻了。稍早于他的王勃只活27年，与他同期陈子昂也只41年，稍后的杜甫享年58岁。但贺知章活了86年，36岁于他来说，也可说是＂少小＂了。人到36岁这个年龄，要将乡音改过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在长安，他与同僚共事，恐怕只能说几句杭州官话。那么，年龄小一点离家，在他乡过了十年二十年再回老家，乡音能否改变呢？我们看现成的例子。比如宋氏姐妹，宋庆龄14岁、宋美龄10岁离开上海，去往美国东部乔治亚州的威里斯安女子学院，差不多都过了10年回到国内。我们现在听年宋庆龄在中共＂八大＂的发言，如果不说是宋庆龄讲话，一般人都会认为，是一个普通的浦东妇女的声音。再听年宋美龄在美国的演讲，除了带点官腔外，也依然是浦东味。两位乡音基本未改的原因是，她们到了美国后，融入了当地的语言环境，英文讲得流利了，但无一个有别于浦东的中文语言环境，回国时都已过了20岁，即使进入了另一个不同于浦东的语言环境，但那一口浦东话却已很难改変，而是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宋庆龄的讲话但有了一个有别于乡音的中文语言环境，乡音就能改变了吗？我们再看一看蒋经国的例子。蒋经国于年12岁（有说是10岁）时离开浙江奉化，来到上海万竹小学（即解放后有名的上海实验小学）就读，后进入浦东中学，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苏联生活了12年，于年抗战前回国。蒋的情况与宋氏姐妹不同，在去莫斯科前，有3年（或是5年）时间生活在上海，而这还是改变乡音的有利时间。到莫斯科后，虽然拼命学俄语，但中国学生仍生活在一起，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要改变乡音还有机会，但现在我们听蒋氏晚年的讲话，是一口宁波腔的官话。所以，年小离家去到另一个地方，并非一定能将乡音改变，能否改变，改变多少，还取决于其他因素。以笔者切身体会，即使像蒋经国那样，乡音改变还是可能的，这里说一下我的乡音改变的过程。我这78年来，读书、工作从未离开过上海。这几十年来，我平时讲话，用普通话多，说上海话少。在一辈子生活在上海的同龄人中，我的普通话算是讲得好的，讲普通话时上海腔不重。在讲上海话时，照说我应是浦东方言（而且是祝桥地区的），但我讲的基本是上海市区方言，浦东腔也不重。其原因是，除了我被动的接受环境的影响外，我还主动地、有意识地改变我原来的方言。年2月，我10岁的时候，随父亲从孙小桥来到张江，完成小学阶段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一和同学接触，有人就说我是＂南头人＂，弄得我莫名其妙。其根据是我在表达＂在…地方＂的时候，讲＂勒橄＂，这倒也是，因他们讲＂勒啦＂。除此以外，似乎没有不同的地方，但他们感觉总还是不一样。其实，张江和六灶，南北垂直相距最多10公里，但语言已经不同。年9月，我进陆行中学念初中，到年7月离开，在陆行生活了3年，因我星期天从不回家，所以这3年的语言环境对我有影响。我所在的（1）班全是寄宿生，其语言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从黄浦、虹口区来的，家境比较富裕的学生，他们说的是市区方言；一是从南市、杨浦区来的学生，他们讲苏北话；一是家在金桥附近，曹路、张桥、陆行一带，他们讲的方言有别于川沙、张江地区，而是更接近高桥地区的浦东方言。和他们一比，我就知道我和别人讲话不同，也就自觉的融入到那种复杂的语言环境中。还有就是教师，陆行的教师，约有一半是外地人，他们不管说得好坏，大多能用普通话教学，这对我日后讲普通话，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年9月，我进同济中学念高中，至年7月离开，也是3年，这3年的语言环境优于陆行。同学大部分家住市区，主要来自黄浦、闸北、虹口、南市和杨浦，除了个别是苏北移民出身外，都讲上海市区方言。还有一些宝山本地学生，他们讲的是宝山方言。两位华侨学生，讲的是闽、粤普通话。我是另类，来自浦东。上海人占优势，而此时我年龄还不大，在上海市区方言的氛围下，我慢慢被同化。要说我的浦东乡音改变，这3年是关键。同济老师普通话，讲得好的虽还不多，但总体水平比陆行要高得多。在陆行，我知道了什么是普通话，但不敢说，进同济后，我开始模仿，先是诵读课文，后是大胆实践。年下学期，我接受班级团支部交给我的任务，每周化一个晚上，给业余职工班上课，用的是初二语文教材。我用普通话开讲，讲了十五六堂课，居然得到认可，这就增加了我讲普通话的信心。年9月，我进入上海师院，于年8月离开，共4年。这4年的语言环境很特殊。我们班的30位同学，大约1/3是上海人，1/3是浙江人，还有福建、安徽、江苏、山东、湖北等地来的，也占1/3。浙江人中，有来自金华、丽水、建德、台州、宁波等各个地区的。而这几年运动不断，几乎每周都有一个下午或晚上开会，每个人都要发言，这时大家都说普通话。听下来，在上海人中，我是说得比较好的，于是我信心大增，平时与外地朋友交流，一律开国语，讲普通话慢慢就成了我的习惯。但与上海本地同学交流时，还是讲上海话，这时我的上海话水平，如不知底细，别人已不知我是浦东人了。年5月，我到上海历史研究所后，上海话几乎失去了市场，基本用语就是普通话，这一年的普通话，大概又有一些进步。年我被分到川沙工作，就像一只蜜蜂，在浦西兜了一个圈子，采了一点蜜后，重又回到浦东，而且是离孙桥、张江不远的唐镇。在唐镇工作14年后，又回到南汇，而且是离老家不远的瓦屑，其间有两年去了惠南，算来我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浦东度过的。通常情况下，按我的人生轨迹，日常用语，应以上海话为主，而上海话，也应基本是浦东方言。但我的情况恰恰相反，我平时习惯说普通话，在说上海话时，也已不再是纯粹的浦东乡音。我的这种语言习惯，不是简单的形成，而是养成的结果。也就是说，除了受环境影响外，是我主动选择的结果。在普通话和上海话中，我选择了普通话，在市区方言和浦东方言中，我选择了市区方言。为什么我选择普通话？一句话，普通话是书面语言，在表达情感方面，普通话有着天然的优势。郭沫若的《雷电颂》，毛泽东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你用上海话试试，效果不是七折八扣的问题，而是大打折扣。在我初中时候，只有国语一说，到年国家决定推广普通话，才有了普通话的提法。当时有不少人反对，其中有一个情感的问题。原来现在我们讲的普通话是明清官话，里面基本是契丹族、女真族的语言元素，亦即我们称之为＂胡＂的那些人的话。游牧民族长年逐水草而居，刚强慓悍，在语言上也富于阳刚之气，那里是吴侬软语比得上的。所以尽管有不少人反对，但多数人还是赞成推广普通话。不过在我中学时代，汉语拼音方案还未公布，广播尚未普及，学普通话唯有听老师讲课。到大学后，除了与外地同学交流外，每天早晨在操场，一面跑步，一面听学校广播台播送的新闻联播，成了我学普通话的最佳途径。那时我心里很清楚，我这一生面对的是学生，我得想法说得像样一点。上海人讲普通话最大的问题是zh、ch、sh、r的发音，我在念初二时（初中我们学英语）把俄语＂P＂这个颤舌音学会了，zh、ch、sh、r的发音就变得很简单。参加工作后，用普通话讲课对我来说已不成问题。我上课整50年，讲课逾2万多堂，象我这样坚持用普通话的，在同辈人中，恐怕不多。到现在，我还是习惯讲普通话，没有什么其他理由，就因为它是书面语言，它最能表情达意。在市区方言和浦东方言之间，我为什么选择市区方言？这倒并非嫌土趋洋，数典忘祖。因为在和市区方言比较后，给我的感觉是，浦东方言粳呛，而市区方言柔糯。这种粳呛与柔糯在说话时便表现在，用市区方言，口形小，频率快，不吃力，而说浦东话，口形大，用力重，语速慢。我们听沪剧老演员筱文滨唱《三国开篇》，再听新一代沪剧领军人物茅善玉唱《金丝鸟》，就可体会二者的不同。上海人的精致，或者说用心思，不但表现在穿着打扮，饮食起居，也表现在语言的打造上。它吸收外来方言中适合于自己的东西，主要是苏州话和宁波话中的一些元素，而避免了苏州话的过糯和宁波话的过粳的缺点，形成不同于郊区方言的独特的一种方言。而且与时俱进，大概三十年，亦即一代人的时间，便会看到一点不同，比如近年来的＂勿要忒?＂，以前是不讲的。再如＂勒橄＂，以前被称之为＂南头人＂（实即南汇大治河以南）讲的，近年来，上海小姑娘讲话时故意将其突出，以讲＂勒橄＂为时髦，使它成了上海话的新元素。我讲这些是要说明，语言环境是外在因素，而主动寻求改变，则是很重要的条件。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语言天赋的问题，但这已是另一话题了。我现在的情况是，讲普通话基本已是北方腔，有些不入调，讲上海话，基本已是市区方言腔，也还有些不入调。所以我和贺知章不同，＂虽然未曾离上海，乡音稍改鬓毛衰＂。我不敢说大改，是因为我不能自说自话，还要看别人，亦即听者的感受。

乡音的消亡

写下《乡音难改亦能改》一文后，觉得还有一些话要说，这就是不少人担心的一个话题，即照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乡音或者说上海方言会不会消亡。

我在文章中讲了我学习普通话的大体经过。总的来说，是缺乏一个学习普通话的良好环境。在进入初中前的岁月里，我还未接触过普通话。到陆行初中后，3位语文老师，初一时的陈佑芳老师，初二时的何永新老师，初三时的陈文钵老师，他们的普通话都说得不错，但除了他们3位，其他老师讲得好的不多。进入同济高中后，老师的普通话水平总体比陆行初中要高，但除了听他们讲以外，缺少练习的机会，日常用语还是方言。进大学后，外地同学大多来自吴语地区，普通话水平也不高。为了能讲得像样一点，我只好到图书馆，翻阅《汉语拼音小报》，自学一点汉语拼音。其方法是，选几篇文章，用汉语拼音书写，看拼写是否正确。不过，这只是纸上谈兵，没有人教我发音、给我正音。另外就是早锻练时，听学校广播台的新闻联播，能学习标准的普通话。

上海的学校如此，整个社会更是上海话的海洋，我们这一辈人普通话都讲不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过了几十年，同济高中时代的老同学聚在一起，有几位即使去外地兜了一圈，退休后又回上海，乡音一点都未改。老一辈人学讲普通话是如此的艰难，现在的青少年是恐怕是很难想象的。

令人不可想像的是，这个上海话的海洋，在过了半个世纪后，遭到了巨大冲击，原来那种顽固不化的局面，现在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的上海，特别是原来市区，已逐渐成为普通话的海洋。学校如此，机关事业单位在正式场合也听不到上海话，医院、商店、菜场等公共场所，也通行普通话，而且势头越来越猛。过去上海话的強势已渐渐转化为弱势，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关键是新生代。调查表明，现在年后的青少年，大多只能听上海话而不会说，更有一些是连听都听不懂。这个调查大体可信。我的小外孙，年出生，大约在他五六岁的时候，我以为他听不懂上海话，就问了一句，“侬听得懂哇”，他突然冒出一句玩笑话，“侬有毛病啊！”说明他还能听，但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上海话。我的小孙女，年出生，上海话不要说讲，听也不懂。家里谁用上海话交谈，她马上提抗议，“请讲普通话”。

这就苦了一批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尽管不会说，或者说不好，也只好跟着这些小爷，讲几句“洋泾浜”普通话。

照此发展下去，再过二三十年，上海将是普通话的天下。到本世纪末，上海话将会基本消亡，后人不得不将通过口耳相传学来的上海话，列为“非遗”加以保护。我这话绝非危言耸听，而是面临的严酷的事实。这也就是社会许多人大声疾呼，要保护上海方言的道理。

上海方言消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政府大力提倡普通话，二是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上海。

一、先说政府大力提倡普通话。

年新政权成立，开国伊始，百废待举，人民政府却很快将文字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年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年即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年又推出《汉语拼音方案》，并将推普正式列入政府工作内容。各地都有推普机构，学校是重点，特别是中小学。年代以前，力度不算大。但自年将推普写进宪法之后，力度越来越大，全国各地，讲普通话蔚然成风，且有不可阻挡之势。

应该说，政府这样做，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二千多年前秦始皇搞“大一统”，除了＂建郡县，废分封＂等措施，最重要的，便是“书同文”了。如果说郡县制使中央集权得以确立，那么，书同文，则有助于“大一统”的巩固。古老的中华文明没有象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那样惨遭中断，而能绵延至今，文字的统一是一大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文字归于统一，但语言远未统一，不少地区，方言占了统治地位。语言阻隔及其弊端，有识之士早洞若观火。民国时期，许多名流包括鲁迅、郭沫若等，提出汉字拉丁化，走拼音文字的道路，并大力提倡国语。国语，在前清时期，亦称官话，是做官的人必须学会的交际工具。比如林则徐，福建闽候人，他任江苏巡抚，如说福建话，谁听得懂。年前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梁一口广东话，光绪帝一句都听不懂，几乎碍了变法大事，梁于是发愤学习国语。年两广地区解放后，遇到的一个麻烦问题就是语言不通。林彪统率的第四野战军，干部大都是山东人和东北人，不适应两广的语言环境，毛泽东派广东籍的叶剑英主持南方局，就有语言方面的考虑。年文革初期，陈伯达虽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其公众形象不佳，其原因之一，便是他在集会上讲话时，要让文革小组组员王力翻译，否则，红卫兵小将便会高叫“听不懂”，这与江青那一口京腔形成极大的反差。

在推广国语方面，台湾比大陆要做得好。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主政台湾，为了“去皇民化”、“去本土化”，便大力推行国语，效果很显著。年，有一次我和台湾师大历史系的一位教授，在向明中学一起听课，听他讲话，很惊异于他普通话的标准。现在象韩国瑜这一代人，其普通话水平，要优于我们主政闽、粤、浙地区的本地干部。试想，如果当年不用行政力量加以干预，则现在的台湾恐怕仍是闽南话的天下，台独势力会更现嚣张之势，于两岸的交流所带来的种种不便，更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年将推普写进了宪法，首先在中小学大力推广，到现在差不多已是两代人的时间，这成效已充分体现了出来，当人们发觉新生代已听不懂方言，更不会讲方言的时候，想要再加以扭转，却已无能为力，徒唤奈何了。

二、再说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

年近代以前的上海，大体是指老城厢（即老南市区）及其周边地区，约30平方公里的地域。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人口约在50万左右。但自年开埠，列强在上海设立租界后，从一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迅速增长到多万，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除去自然增长后的人数近万，则有多万是外来移民及其后代。

上海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二：战乱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1、每次战乱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如年前后的太平军占领江浙一带，使上海人口由原来的50万突增至70万。年一二八事变和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人口即从万突增至万。一年国共内战期间，上海人口由万猛增至万。

2、经济的快速发展。上海开埠后，列強纷纷在上海投资设厂。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如李鸿章等也在上海兴办各类企业；一大批地主、商人和官僚也纷纷设厂、开店，振兴实业，上海近代工商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中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上海工业产值占全国60%，外贸额占全国的40%，金融业占全国的80%，新闻、出版业占全国的的一半，上海吸纳了大量各种人才和劳动力，人口迅速增长。

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上海人口增长、西方列强入侵以及时代的变迁，上海方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上海方言影响最大的是苏州话，其次是宁波话，比如“我们”，上海方言向来用伲、我伲来表述，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宁波话“阿拉”取代。还有是英语的混入。但上海方言主体还是归属于吴语。来自非吴语区的，人数较多的是广东人、苏北人、安徽人，他们来上海后，在语言上都主动寻求改变，否则在上海是很难生存发展的。象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大新、新新、先施、永安）的老板都是广东人，他们相互之间说广东话，但和上海本地人打交道就说上海话。扬州帮集中于理发、浴室、修鞋等服务行业，他们接待客人时也都说上海话。其原因是那时没有推广普通话一说，而且外来人员进入上海，除战乱时期外，一般总是逐年增加，大约以2%的速度增长，相对于上海原住人口，外来者总处于一个弱势地位，经过一段时间，便溶入到老上海人群体中，成为新上海人，甚至语言也趋同。

解放以后，由于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外来人口迁入上海逐步受到限制。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自然増殖，但由于60年代后搞＂大三线＂，不少工厂內迁，又掀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以，在年前，上海市区人口徘徊在万人左右，如将郊县纳入，则为万人。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外来人口迅速增长，增长数分别为：80年代万，90年代万，21世纪最初十年万，每十年都是成倍增长，其增长率为7一8%。目前上海万人口中，户籍人口为万，外来长住人口为万，在万户籍人口中，有万是这二三十年逐年迁入的，可以看出，上海到现在为止，有近1万外来人员，比上海原住人口多了万，上海原住民（上海人）与外来人员（外地人）之比为3：4。从数量来看，上海人居于劣势。

如果再仔细分析，这万的入籍人员大都为白领，学历层次较高，他们主要集中在中环以内的老城区，不少是成功人士，无论在政府机关，高等学府，还是集团、公司，这些干部和知识群体云集的场所，他们都已占到优势。我们只要看报上发表的干部晋升的告示，从他们的履历，就可看清，其中大多是从外地打拼到上海来的。他们学上海话也容易，但现实的环境已让他们不用再去学上海话。还有近0万的常住人口，除了部分为白领外，大部为民工，主要分散在市郊各县。在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已远超本地人口，几乎成了外地人的世界。他们也用不到再去学上海话，因为讲家乡话已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年上海开埠以来从未见过的。如果说，年以前的近年，外地人到上海，一下就淹没在上海话的汪洋大海中，不学上海话寸步难行，那么，现在已用不到操这份心。

小时候在乡下，很少见到外地人，偶尔见到个把肩挑叫卖的“野声野气”的小贩，便称之为“客帮人”，明显地带着一种贬义。见不到客帮人，要听客帮话，唯有开收音机，听滑稽演员讲各地方言，其中不乏调侃的味道。上海人看不起客帮人的习惯势力，在长时期内无法消解。但也不过半个世纪，改革开放的大潮，把人们的观念很快就改变过来，只要看看发生在你周围的一切，便会明白，离开了那些野声野气的客帮人，会有今天的上海吗！

所以，现在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将这个体量巨大的“客帮人”群体，纳入到上海话的体系中来了。

那么，还有谁讲上海话呢？有调查表明，以地域论，原来的市中心，即原黄浦、南市、静安区，对上海话的忠诚度最高，越向外推进忠诚度越弱。以年龄论，主要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三十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上海，就是一个普通话的世界，上海方言将居于弱势的地位。而本世纪末，上海方言将消亡的预言会成为现实，而以上海方言为根基的滑稽、沪剧等曲艺也将随之烟消云散。

图片采至网络

编辑/排版家灵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坚持是一种信仰，转发是最好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