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庄公竦神道碑铭
（王珪撰）
皇祐三年（公元年）秋，武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侍中、判河阳、郑国公，以疾请归于京师（汴梁，今开封），天子方优思公，饬（命令）太医驰视，又以肩舆（轿子）往迓（迎接，此处通探望）之。而公疾寖剧矣，既就第末几，以薨（古代称诸侯、大官死亡）闻。乘舆亟临其丧，视公形容槁瘁，嗟悼者久之。赠太师、中书令，谥曰文庄，辍视朝二日。五年（公元年）七月辛酉，葬公于许州阳翟县三封乡洪长之原（今河南省许昌禹州市）。既葬，有诏史臣珪，论次公之世系与夫行事，以刻其墓碑。臣珪尝读黄帝以来姓氏之书，盖（大概、原来）夏出姒氏，其后世乃弗显。至汉大司徒勤，始显于永初之间。由汉涉唐，至于五代，益复不显。公讳竦，字子乔，姓夏氏，其先九江人。曾祖昱，避世不仕。祖奂献书伪唐，为晋陵尉，仕不得志，退居于家。考承皓，太平兴国初（兴国年-年），上平晋策，太宗召见，壮（褒奖）其说，补右侍禁，隶大名节下。一日敌骑突境上，夜从间道发兵，还与寇遇，力战以殁，赠崇仪使。自公之显，曾祖而下，皆赠太师、中书令、尚书令，封晋、齐、魏三国公。曾祖妣陈氏，封周国太夫人；祖妣黄氏，燕国太夫人；考妣盛氏，越国太夫人。
初魏公（承皓，以子竦贵封魏国公）死，朝廷录孤，以公为润州（今江苏镇江）丹阳县主簿。景德四年（公元年），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迁著作佐郎。召还，迁秘书丞，直集贤院，同编修国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迁右正言。车驾幸亳（真宗驾幸亳州，谒太清官），为东京留守推官。仁宗封庆国公，初选文学之士，以传道经义。宰臣旦（王旦）屡以公言于真宗，遂命劝学资善堂。未几，同修起居注，为玉清昭应宫判官，兼领景灵宫、会灵观事，迁尚书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国史成，迁户部员外郎。是时，参加政事丁谓，请大治城西炮场，酾金水作后土祠，以拟汾阴睢上（今山西万荣，传为女娲造人之处，有后土祠以祀，为历代帝王祭地之所）。三司使林特欲于上林中为复道，坏玄武门以属玉清。江淮发远使李溥，又欲致海上巨石于会灵池中，为三神山，跨阁道以几遇神仙之属。方群臣争言符瑞，公独抗疏，以谓其事阔远，非所以承天意，遂皆寝。景灵宫成，迁礼部郎中。天禧初（公元年），坐闺门之故（母与妻杨氏之母相诟詈，偕诉开封府，府以事闻，下御史台置劾），左迁职方员外郎，知黄州（今湖北黄冈）。后二年（公元年），复其礼部郎中，徙邓州（今河南邓州），又徙襄州（今湖北襄樊）。属岁大饥，百姓流亡，盗贼相乘。公既发公禀，又募富人出粟十余万斛，以赈救之，其全活者四十六万余口。巡抚使姜尊上其事，赐书褒谕。后民思其惠，以其所赐诏书作金石刻焉。仁宗即位（公元年），迁户部郎中，又徙寿（今安徽寿县）、安（今湖北安陆）、洪（今江西南昌）三州。洪之风俗右鬼尚巫，所居设坛场，陈旗帜，依神以卜祸福，病者辄（就、往往）屏（放弃）去亲爱，其医药饮食，如神曰未可，即不敢以忤神，苟死于饥渴，则规罔寡孤，惟其意所出。公索其部中，凡得千九百余家，妖符、怪箓、神衣、鬼帽、钟角、刀笏之类以万计，悉令燔毁之。乃言汉晋张角、孙恩（农民造反首领，皆以妖言感众的旁门左道起事）之乱，不可不察。朝廷为下诏，更立重法，自江浙以南，悉禁绝之。天圣三年（公元年），丁越国太夫人忧（为其亡母居丧守制）。是时，章献太后临朝，以公东宫旧僚，又复其知制诰。欲服丧，不许。为景灵宫判官，判集贤院，奉使契丹。公以魏国公沒（死亡）难，又母丧未除，义不得行，乃抗章力辞之。明年（天圣四年，公元年），以左司郎中召入翰林为学士，同勾当三班院，寻兼侍读学士，知审官院，又兼龙图阁学士。遂拜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又明年（天圣五年，公元年），迁给事中。右府主进绌武吏，而大臣多阙略（缺限、过失，计谋、规划，大臣的谋划多缺陷甚至过失），吏得因缘为奸。公乃集考前后赏罚之所当者，列为诸房定例，而吏不得欺矣。朝廷与契丹约和二十余年，北地久不习武事，公以谓人事荒忽不常，而边备不可弛，乃屡陈所以守御之策。又明年（天圣六年，元），拜参知政事（副相），详源观使，于是请复六科，又请复百官转对，置理检使。已而为宰相所忌，复以为枢密副使，累迁尚书左丞。太后上仙，两府大臣皆罢，公为礼部尚书，知襄州（今湖北襄樊），未行，改颖州（今安微颖州）。景祐元年（公元年），徙青州（今山东青州）。明年（景祐二年，公元年），徙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后二年（景祐四年，公元年），以户部尚书入为三司使。赵元昊反，陕西用兵，乃拜公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康定元年（公元年），改忠武军节度使，知泾州（今甘肃泾州北）。明年（庆历元年，公元年），拜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还判永兴军，又诏进屯鄜州（今陕西富县）。始公西行，天子遣使问所以攻讨之策，公乃言：“太平兴国中，李继迁以穷蹙之兵，屡寇朔方，太宗尝命李继隆等五路并出，旋亦无功而还。真宗不欲罢关中之民，惟戒边吏严斥堠以备之。今元昊略有河外之地，贸易华戎，顾其势相，万于继迁也。虽然，其欲僭窃名号者，不过要市朝廷耳。天下久不见兵革，一旦遽（仓促、突然）议深讨，臣未知其完计也。愿下令诸将，敌即入寇，急入收保，毋得与战。彼既绝于中原赐予，又丧其缘边和市，可坐待其毙也。”是时，议者咸以公言为不然，于是罢公节制，判河中府。庆历二年（公元年），徙蔡州（今河南汝南）。始朝廷镜意兴师，及刘平、葛怀敏继以轻贼失军，天子悔不用公言。又申思今宰相臣琦（韩琦）使还陕西，尝言公所以制边之状，于是招为枢密使。议者犹以为公怯于用兵，今而用之，则边将之志惰矣。帝为不得已，听罢之镇，密召慰存之甚厚。公既厌烦言，乃上还节旄（旌节），愿得益徙闲郡，遂以为吏部尚书，知亳州。明年（庆历三年，公元年），加资政殿大学士。又明年（庆历四年，公元年），朝廷贷（宽恕）元昊之罪而西边罢兵，仁宗终以公言为是。复拜宣徽南院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判并州（今山西太原）。又明年（庆历五年，公元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又明年（庆历六年，公元年），召公入为宰相，制下外廷矣，而议者诋公终不已，乃复以为枢密使，进爵英国公。仁宗亲作飞白“文行忠信”字及“乘险”字以赐之，且言：“为时谤伤者众，而朕独知卿也”。又明年（庆历七年，公元年），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皇祐元年（公元年），加兼侍中，赴三城。用祀明堂恩，改武宁军（治在今江苏徐州）节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长史，徙封郑国公（皇祐二年九月辛亥，公元年）。明年（皇祐三年，公元年），会夏秋，雨不已，河水大溢，公亲行堤上，已而得疾。其薨（亡故）盖（就在）九月乙酉也，享年六十七。
公少好学，自经史百氏阴阳律历之书，无所不学。其学必究古今治乱、天人灾变之原。其为文章，宏衍环丽，殆非学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册，屡以属之，其誉满天下。虽出临军午（伍），入干机务，未尝辄废书也。祥符（真宗年号，公元-年）中，郡国多献鼎钟盘敦之器，而其上多蝌蚪文字，公乃学为古文奇字，至僵卧以指画侵肤，其勤若此。所治有风迹，为民立五保之法，而盗贼不敢发闾里（邻里）。又善遇士卒，其疾病饮食，自拊（拍胸）视之。在陕西，尝上十策，通嘉勒斯赉（赏赐），结熟羌、增弓手、练强弩、并小寨、绝互市之类，皆当时施用之。公自以材器高，未尚过许人，故士大夫遥生惮疑，而少己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贵执自安也。臣珪伏思先帝临御之日久，其选用材贤可谓至矣。公始以文学辅东宫，及帝躬亲政事，屡依为宰臣，惜其数离谗訾（忌羡计算），卒不从容庙堂，与图太平之功，非命也耶？始枢密使田况，尝从公幕府，及公薨，以谓公有王佐之蕴而不及施，信矣夫。虽然，出入荣华四十余年，可谓盛矣，所著文集百余卷。
公娶杨氏，封荣国夫人。子男一人安期，为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大夫。女二人，长封仁寿郡君，适（嫁）尚书驾部员外郎贾守讷；次适光禄寺丞贾延年。孙二人，长伯孙，国子监博士；次伯卿，太常侍太祝。
铭曰：
夏出姒氏，自帝锡命，其后分封，以国为姓。
爰自三代，涉汉东京，厥绪可考，显维一人。
又千余年，旷世不食，嶷嶷惟公，实荒郑国。
始以孤童，朅来京师，乃赐之策，大放厥辞。
于皇仁宗，英照四方，揽收群豪，寤寐弗忘。
帝曰汝咨，东宫旧臣，左右予躬，道德循循。
乃服大僚，显允文武，岂无嘉谋，告于帝所。
西方用兵，战屡不克，天子悔之，莫如公画。
位隆隙开，公岂不畏，卒遭谗言，不相乎内。
凡今在位，孰遇如公，尚复公嗟，靡志之从。
刻碑高原，万祀无止，其谁铭之，有臣太史。
文庄子乔公传
（端明学士苏轼撰）
公讳竦字子乔，自公七世祖掌书记公隐九江，故为德安人。明敏博学，自经史百家以至律历佛老之书，无不通晓，每以大儒自许。以父萌录丹阳簿不就，上书应制曰：“先臣殒躯行阵，哀臣孤，任之州县。若以枕石漱流为达，则臣世居市井；若以金榜丹桂为才，则臣未忝科第；若以鸠杖台背为德，则臣年仅弱冠；若以荷戈抉弦为勇，则臣身不经历。若令臣待诏公车，条问急务，对扬紫辰，或可与汉唐诸臣方辔并驾”。真宗奇之，擢贤良方正科。有老宦见其策曰：他日必大用。以吴绫尺幅乞诗，公提曰：“殿上衮衣明日月，砚中旗影动龙蛇，纵横礼乐三千字，独对丹墀日未斜”。杨徽之见而叹曰：真宰相器也。
初阴馆职时，早秋上御拱宸殿，按舞命中使索新词，公立进喜迁莺词曰：“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接天流，宫阙锁新秋。瑶阶曙，金茎露，凤髓杳云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接凉州”。
移知南京，复徙青省。诏使契丹，辞表云：“颐岁先臣没于行阵，初春母氏如弃遗孤，义不戴天，难下单于之拜礼，当枕块忍，闻禁掖之音”。时尽称绝。
知襄州，时岁饥，公募富人出粟，全活者十余万。知洪州，俗尚巫，病者不服药而听命于神，相率亡绝。公索部中为巫者，得一千九百余家，勒令还农，毁其淫祀，且闻于朝，并禁绝江南。
天圣五年，擢为枢密副使。宝元元年，以户部尚书领三司使。会赵元昊反，为泾原秦凤路安抚使，知永兴军。二年，知泾州兼经略使。朝庭遣庞籍就公计，事因条上十策：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二羁縻属羌以为蕃篱，三诏哨厮啰父子并力破贼，四度地形险易远近增减屯兵，五诏诸路互相应援，六募土人为兵以代东兵，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八并边小寨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入大寨，九关中民坐罪若过误者，许入粟赎罪，十损并边冗官兵及减骑军以抒馈运，朝廷多采用之。康定元年，为陕西招讨使。庆历元年，上以元昊势益猖獗，依重公为捍西鄙忧，遣翰林学士晁宗悫即陕西问攻取之策，公具二疏，使韩琦赴阙奏之，帝取攻之策。未几，元昊寇渭州，裨将任福败没于好水川，关右震动，帝为之旰食，方重罪琦。公使人收散卒得琦所檄福令，曰：苟违节制，有功亦斩，因力言罪不在琦，琦故得免。四月，公判永兴军，与知军事陈执中议多异同，诏令互出巡边，公帅师屯鹿州，执中屯泾州。八月，元昊陷丰州，公以招讨使免，判河中。二年，招为枢密使，言者章十八上，公亦万言自讼，请还节铖。七年，受同平章事，谏官言公前在关中与陈执中不合，今不可同居相府，复改枢密使，寻加待中资政殿大学士，进封英国公改郑国公。八年，会京师无云而震者五，乃以太师出知河南。皇祐五年卒，诏赠中书令谥文正改文庄。
公学贯天人，才兼文武，身膺将相，史称公文章典雅，才术过人，但讥急于仕进，喜交结，然亦不能为公累也。妻杨氏封荣国夫人。赐葬许州阳翟县三封乡之原。
夏竦并非江州德安人
王珪（公元—年），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年）进士，高中榜眼，北宋名相，著名文学家。仁宗皇祐五年（公元年）奉诏为先辈名臣夏竦撰神道碑铭，其铭载：“公讳竦，字子乔，姓夏氏，其先九江人”。
苏轼（公元—年），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年）进士，北宋著名文学家，其著《文庄子乔公传》有载：“公讳竦，字子乔，自公七世祖掌书记公隐九江，故为德安人”。
上述《铭》和《传》载中，提供了三个信息：第一，夏竦祖籍九江；第二，夏竦七世祖官为掌书记；第三，夏竦为德安人。
夏竦祖籍九江，为何又为德安人呢？是因为苏轼认为九江就是德安（或九江就在德安）。用形式逻辑学来说，苏轼进行了一个三段式推理：其先九江人（大前提），九江就是德安或九江就在德安（小前提），因此，其为德安人（推论）。这个推论是否正确呢？关键是要看小前提“九江就是德安或九江就在德安”是否正确。查二十四史中《宋史》、《元史》中的本纪、地理志、列传，江西北部长江沿线当时并无九江地名存在，现在九江地区除南宋高宗建炎元年称“定江军”以外，一律称“江州”，无一处“九江”之载。元朝至正二十一年（公元年），朱元璋西征，才改江州路为九江府，治在德化而不在德安。也就是说，苏轼生活时期，并无九江这一行政区域。即使现九江的前身江州，也不是德安，其治所也不在德安而在德化。
当然，苏轼也可能按中国古代“九江”地名来进行推论，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古代北南九江的沿革史。
“古北九江”：秦国于公元前攻战楚都寿春灭楚，次年于楚地置九江、长河、会稽三郡。九江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辖今河南、安徽淮河以南，湖北黄岗以东地区及江西大部。西汉初沿设九江郡，辖域缩小为安徽中部淮河以南地区。公元前年，淮南王刘安“判死国除，寿春复为九江郡治”。元封五年（公元前年），九江郡属扬州刺使部。公元九年王莽篡汉，改九江郡为延平郡，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废延平复九江郡。延康元年（公元年），曹魏代汉，九江郡（治寿春）属曹魏，黄初二年（公元年），废九江郡为淮南郡。古北九江（治寿春）历四百四十余年之久，人文历史印迹广泛而深厚。
“古南九江”：隋大业三年（公元年），改江州郡为九江郡。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年)，废九江郡复为江州。古南九江（治浔阳）前后仅十四年而废，其间战乱频繁，人文历史印迹远不及古北九江深厚。
大唐立国之后，并不沿用隋朝“九江”地方行政称谓，在浔阳设江州治，五代十国及北宋沿用江州称谓。作为唐代、北宋官场沿称“九江”地名，应是指秦汉三国代期存在的古北九江，而非隋朝短暂存在的古南九江，以下四例可以佐证：一是二十四史《旧唐书》地理志载，淮南道寿春、合肥、慎县、定远、钟离、乌江、历阳、全椒、清流等州县时，都注明：“汉县，属九江郡”；而载江南西道浔阳县时，却注明“汉县，属庐江郡”。二是二十四史《宋史》真宗本纪载：“祥符八年十二月辛卯，皇子庆国公（名祯）封寿春郡王”，宋庆历四年夏竦向仁宗献所著《古文四声韵》的进表中，自称“九江郡开国公”，很显然夏竦所称“九江”是指历史上治在寿春的九江郡国，而江南西道的浔阳（或江州）从来就不是一个郡国。三是宋朝一切官方文书涉及古南九江时都称浔阳或江州，而不称“九江”。四是元代评书口传，元末明初成书的《水浒传》中多处记载将犯人“刺配江州”，而不是记载“刺配九江”。因此王珪《铭》中夏竦祖籍“九江”应为古北九江而非古南九江。
由此可见，唐宋元时期浔阳、江州尚不称九江，更不用说德安了。
苏轼《传》中，把古九江与德安联系起来，说明苏轼认为夏竦“七世祖掌书记公隐九江”指的是古南九江。
那么，古南九江与德安又是什么关系呢？
五代十国以前，古南九江（当时称江州）郡治所在地称浔阳；五代十国以后称德化。而德安在五代十国以前先后称敷浅原，历陵县及柴桑县之蒲塘场。先后为豫章郡（治南昌）、鄱阳郡（治南昌）、洪州路（治南昌）所辖。五代十国时期，蒲塘场先后归南吴及南唐统治，南吴顺义七年（公元年），析柴桑县之蒲塘场升德安县，仍归洪州路（治南昌）所辖。南唐升元三年（公元年），改浔阳为德化县，仍为江州治。可见，德化、德安是不同的县，属不同的州，互不隶属。后周显德六年（公元年，当时南唐已臣服后周，用其年号），南唐升洪州为南昌府，划德安归江州所辖。也就是说，江州（古南九江）郡治在浔阳，公元年浔阳改称德化，公元年才开始管辖德安。
综上所述，苏轼三段式推理的小前提“九江就是德安或九江就在德安”本身就是错误的。九江并不是德安，九江也不在德安。所以“其（夏竦）为德安人”这一推论也就是错误的。
苏轼在《文庄子乔公传》中的这一错误推论，被后来江西文人一再引用，以讹传讹，夏竦就被讹为江州德安人了，清乾隆四年重刊《宋史》（武英殿本）时被采纳载入。
综上所述，夏竦并非江州德安人，其先祖籍九江（治在今安徽寿县），其本人实为大梁（开封）人。
清同治《德安县志》将夏竦《广农颂》文中“臣生逢圣明，叨观盛事”纂改为“臣生长浦邑（德安），地属僻陋，遭逢圣明，同被覆载”。借夏竦之口来界定夏竦为德安人，此伪编行为，遗害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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