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敦和是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关于他如何从一名晚清官场的失意官员转变为红会领袖的问题，以往学界始终未能清楚解答。这主要是因为已有研究囿于红会的视野，无法厘清沈敦和的成长脉络。其实，要理解沈敦和在红会事业中的崛起，必须结合其在上海绅商社会中的发展，尤其是在盛宣怀事业体系中的成长。因此，只有打破通常那种分门别类的“碎片化”认知方式，才能确切把握历史人物的生活世界及其主导线索。
朱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
原文载于《社会科学研究》年第5期，注释从略
随着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沈敦和这个名字逐渐为人所知。既有研究都认可沈敦和在中国红会早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往往将之视为红会创始人之一。不过，沈敦和在红会事业中的发展走势，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他本是晚清官场中的一员，与社会救济事业缘分甚浅。在红会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他也并非最早接触红会的人之一，却在参与红会事业后不久便成为一个重要人物。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他在红会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很快超越了社会救济事业方面的资深人士，并在辛亥革命之际成为红会事业的领袖人物。沈敦和是如何实现身份转换的呢？迄今未见清楚解答。如果囿于红会发展史的视野，恐怕也很难予以解答。事实上，要认识沈敦和从晚清失意官员到红会领袖的转身之路，需要更为全面地考察他在上海绅商社会中的成长过程。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与盛宣怀的关系又是以往未能充分注意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全面梳理沈敦和在晚清经历的祸福转变，就必须准确把握一个复线的历史进程。
一、“江南红道台”的飞来横祸
日俄战争爆发时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中国红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更是往往被视为中国红会组织建设的起点。而沈敦和在该会的出现，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上海绅商社会来说，都可以说是一件十分突兀的事情。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沈敦和不仅与红会没有任何关联，而且在社会救济事业方面也没有多少突出作为，甚至根本不能算是上海绅商社会的一员。根据有限的材料介绍，沈敦和出身于宁波的一个茶商家庭，但是并未投身商业活动，而是很早就致力于学习英语和西学。据有的材料说，沈敦和曾短暂留学英国，“肄业甘桥大学，学法政。时光绪初年也”。精通英语、致力西学确实是沈敦和身上值得注意的方面，这成为他以后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的一个显著优势。归国之后，沈敦和在上海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生涯，但其选择的道路既无关商务，也无关社会事业，而是投身仕途。就目前材料所见，他获得的第一个有明确记载的职位，是光绪初年担任上海会审公署的中方译员。不过，沈敦和在上海的时间并不长。光绪七年（），因两江总督刘坤一札调沈敦和“赴宁襄办电报事宜”，沈敦和从此离开了上海。
沈敦和转至金陵官场后，任职长达十余年之久。作为一名具有较多西学知识的官员，无论是在刘坤一、左宗棠、曾国荃还是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他的地位都很稳定。在此期间，沈敦和承担的主要事务属于洋务范围，不过与民用事业无关，而是以军用事业为主，先后担任过水雷局提调、水雷学堂同文馆教习、江南水师学堂提调等职务。此外，他还主持编译了《西学章程汇编》《英法俄德四国志略》等西学书籍。但总的说来，沈敦和在甲午战争以前升迁并不快，也没有特别引人注目之处。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沈敦和才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为防备日军南下，他先后受刘坤一、张之洞之命掌管海防江防事宜，表现出色。据《申报》于光绪二十年（）年底报道：
候补府﹝知府﹞沈仲礼（按：沈敦和字仲礼）太守早岁出洋肄业，西学宏深。迩来供职白门，多所建树。今岁倭人事起，经刘岘帅（按：刘坤一字岘庄）派驻沪上，侦探敌情，并督率兵士就各海口安设水雷。数月以来，不辞况瘁。香帅（按：张之洞字香涛）知其能也，委以巡阅各炮台之重任。
另据当时传闻，张之洞曾称两江总督所属“候补道一百余员中，精于西法者颇不乏人”，“总办江防事宜”的沈敦和是其中佼佼者。无论如何，对于这时将近40岁的沈敦和来说，这些表现为其步入仕途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
甲午战后掀起的西法练兵热潮，使沈敦和得到了新的发展空间。先是，张之洞因为“拟将江南陆营悉数改为德制”，遂指派沈敦和与德国军官“反复推求中国仿行西法而仍不能强兵之故”；稍后，又命其“延请德国练军教习二十余人到省，在故衣廊租赁民屋为公馆，每日赴小教场训练”。这成为沈敦和参与训练江南自强军之始。刘坤一回任两江总督后，委任沈敦和“总办营务处兼淞防营务处”，继续负责自强军的操练。光绪二十二年（）七月间，刘坤一鉴于自强军中“延订洋员共有三十余人，江宁地方与通商口岸情形究有不同，洋人一切起居颇多不便”，故而将“该军移驻吴淞”，沈敦和随之同往。在自强军的成军过程中，沈敦和做出了极大贡献。光绪二十四年（），他作为“江南自强军在事出力”人员被“赏加二品顶戴”。同时，他主持将“练将学堂之日记功课及自强军陈〔阵〕法操法编辑成书”，这就是《自强军西法类编》和《自强军创制公言》两书。这是对近代中国编练新军经验的较早总结，为沈敦和赢得了“兵家”的声誉。从甲午到戊戌这段时间，是沈敦和宦途中最为顺利的一段时期，以致年为之出版的传记中称此时的沈敦和为“江南一红道台也”。
然而，就在沈敦和因训练自强军而名声大噪之际，其宦海中的黑暗时刻倏忽而至。据上述传记所言，光绪二十五年（）夏间，有人“忽以擅拆吴淞炮台劾敦和”，清廷命大学士刚毅查办此事。作为保守派代表人物的刚毅，“嫉敦和谙英国文语，且时与外宾往还，疑有汉奸行径，借端陷之”。清廷遂下旨将沈敦和革职，并“发往张家口军台效力赎罪”。面对这一飞来横祸，沈敦和没有得到任何援手。七月间，刘坤一接到谕旨，即札饬苏松太兵备道曾经郛将沈敦和“解赴金陵”，先“派文武员弁各一人押解北上”，再“由兵部解赴戍所”。对于沈敦和的这番遭遇，《申报》十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