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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天下一统
秦始皇(《前一前)，姓赢名政。13岁继王位，22岁执掌朝政，公元前年统一天下。秦始皇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创立者，这一制度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主持制定的官制及政治规制等大体上为后世所继承。不过，他“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新语·无为》），致使强大的秦帝国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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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至上
秦始皇在政治指导思想上秉承先秦法家传统，信奉并实践法家的“以法治国”主张。《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Withharshnessandviolence,andanextremeseverity,everythingwasdecidedbythelaw.)。先秦法家思想强调维护君主的至上权威，这一特点在秦始皇的统治思想中极为突出。秦始皇实现了江山一统大业之后，即着意于强化君主权威，加强专制统治。
首先，更改帝王名号。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讨论国家元首的称号问题，“议帝号”。目的有二，一是“称成功”，即反映自己的赫赫功绩；二是“传后世”，即显示自己的至上权威，让帝位传之万代。
在“议帝号令”中，回顾了自己统一韩、赵、魏、燕、楚、齐六国的过程：秦王政十七年，派大将内史腾率兵攻韩，俘虏了韩王安，灭了韩国；十九年派王翦等率兵攻赵，俘虏了赵王迁，灭了赵国；二十二年派王贲伐魏，俘虏了魏王假，灭了魏国；二十四年派王翦率兵攻楚，俘虏了楚王负刍；二十五年派王贲率兵攻燕，俘虏了燕王嘉，灭了燕国；二十六年令王贲由燕南攻齐，俘虏了齐王建。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史记·秦始皇本纪》)
接着说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迎合其意图，奉承道“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史记·秦始皇本纪》）
上古三皇中“泰皇”最为尊贵，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及众博士建议秦王尊称泰皇。赢政仍不称心，但由此受到启发，说：“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他认为“皇”可采纳，再加上五帝之“帝”，将三皇五帝的名号合一，合为“皇帝”作为名号。从此“皇帝”代替“王”而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谓，成为君主的专用称号。
有学者认为秦王赢政使用“皇帝”为帝号受了孔子的影响，因为孔子说过：“天子之德，感天地，动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称皇，德合天地称帝。”（皇甫谧.《帝王世纪》）从这一点看，秦王赢政博学多识，其学识似乎不比群臣博士差。东汉学者应劭对“皇帝”作了解释：“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举措审帝，父天母地，为天下主。”(《太平御览》卷76)
从政治的意义上看，“始皇”这个称号对秦王赢政是当之无愧的。他的作为的确具有创始的意义，创始了一个时代，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时代。
同时，赢政还规定了一些皇帝专用的其他称谓，如称皇帝的命为“制”，令为“诏”，皇帝自称为“朕”。这些称谓从形式上强化了君主的至尊地位。
其次，取消谥法。
为了进一步强化君主的权威，秦始皇取消了谥法。他认为“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于是下诏：“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的政治观念中，君主的权威是至高无上而不可侵犯的，群臣百官是皇帝的臣仆，怎能评议君主呢？取消谥法，充分体现了秦始皇君权至上的思想。
从政治思想史角度看，议帝号及专用称谓并非简单的称谓问题，而是对君权至上观念的确认。“皇帝”尊号把帝王至高无上地位和权威推向了顶峰，意味着在政治理念上确认了皇帝就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在皇帝名号覆盖下，国家的最高权力将有所归属，天下臣民要无条件绝对服从君主。皇帝尊号的确立和取消谥法是秦始皇君主专制思想的具体表现。
据《史记》载，秦始皇大权独揽，“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虽然实行了三公九卿制，也就是说，除皇帝以外，在中央最重要的官职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合称“三公”。这些都加强了皇权。以文官之长——丞相为例来说，丞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王绾为全国统一后的第一任丞相），丞相的权力很大，所谓“百官之长”、“无不总统”、“助理万机”，但是丞相的权力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承天子”。《集解》引应劭曰：“丞者，承也；相，助也。”丞相是皇权的一部分，丞相制度的设立，反映了皇权的加强，正如当时的侯生、卢生所说的那样：“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将君主的政治权威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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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与“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秦帝国建立之初，为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和管理，针对行政体制的选择展开了一番激烈的争论。李斯与周青臣等执法家主张，他们延续法家一脉的君权至上思想，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王绾、淳于越等坚持儒家思想，主张实行分封制。“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史记·秦始皇本纪》)认为关东诸侯国刚刚被消灭，而且燕、齐、楚的故地距秦王朝统治中心又偏远，若不置王就不利于统治。为此，请求秦始皇将其诸子封于燕、齐、楚的故地为王。王绾的主张实质上是沿袭西周“封亲建戚，以藩屏周”的理论。
李斯针对王绾、淳于越的观点提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提出反对意见的：第一，历史的教训。周文王、周武王曾经大封子弟同姓，后来封国之间日渐疏远，以至相互攻伐如同寇仇，结果周天子也难以禁止。第二，现实的经验。如今海内统一后，已经普遍设置郡县了。对皇帝诸子及功臣，只要让他们坐食赋税，重加赏赐，这就足够了。这样，天下无异心，才是永久安宁之术。
春秋战国以来之所以诸侯混战，征伐连年，根源正在于分封制。实行分封制，势必会架空中央政权，重蹈诸侯割据争战的覆辙。实行郡县制则去除了诸子、功臣发动战争图谋割据的客观条件，可以确保帝国的中央集权、政治统一和秩序安定。
李斯的观点符合秦始皇强化君权的政治主张。秦始皇认为李斯所言有理，他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认为过去天下苦苦争斗，战乱不休，就是因为天下分封诸侯的缘故。如今天下刚刚安定，又分封诸侯国，这是自树兵灾！如果兵事再起，要想保护国家的安宁，就不那么容易了，还是廷尉李斯的意见说得对。
经秦始皇决断，罢去了王绾的丞相之职，以李斯代之。废除分封制，全面推行郡县制。郡守、县令由朝廷任免，职位不可世袭，直接受朝廷统管和监督。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大事，自秦朝始，基本为后世王朝所遵循。历史实践表明，郡县制相对分封制更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益于巩固中央集权，防范分裂，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秦始皇又实行了官僚制。根据这种制度，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员都由君主任免，并可随时撤换，官职不能世袭，根据官爵的等级发给傣禄。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三公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都向皇帝负责，共同辅佐皇帝。九卿则分管具体事务。地方官设有郡守、县令(长)。县以下设有乡、亭、里，皆有正长。
郡县制与官僚制的确立，体现了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思想，适应了封建王朝政治一统的需要，被后世历代王朝沿用。
秦始皇的大一统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其一，天下一统于皇帝，土地、臣民无不为皇帝所有。
秦始皇宣称统一天下，四海臣服，是皇帝明察和德行所致。
如泰山刻石：“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年)泰山刻石。)
琅琊刻石：“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年)琅琊刻石。)
在秦始皇看来，天下一统即意味着皇帝拥有天下所有资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一传统政治观念在秦始皇这里上升为明确的天下一统政治思想。
其二，皇帝一统天下具有政治正当性。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热衷于“刻石颂秦德”，颂扬其本人的伟大功绩，也表达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正当性。这些刻石文辞主要强调了两点：
一是六国“贪戾无厌，虐杀不已”。秦始皇因“哀众”而“拯救黔首，周定四极”，(《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年)之罘刻石。)其统一天下是功德的体现。
二是“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史记·秦始皇本纪》）。因为皇帝有德，其“普施明法，经纬天下”(《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年)之罘刻石。)，制定法规，管理民众则是理所当然的。
政治统治的正当性是秦始皇大一统政治思想的立论基础。
其三，维系大一统政治秩序，构建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
秦始皇向往着秦帝国能万世一系，长治久安，为此就要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这一思想在刻石文辞中表露无遗，如“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箸纲纪”，“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法度”、“纲纪”、“法式”等所要维系的正是大一统政治秩序。
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大一统政治秩序主要表现为普遍的身份等级规范。秦始皇规定，民众要“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尊卑贵贱，不逾次行”，“端直敦忠，事业有常”。(《史记·秦始皇本纪》）同时还要形成风俗，达成社会共识。秦始皇在刻石中大力“宣省习俗”，强调“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史记·秦始皇本纪》）黎民百姓必须“顺令”、“守法”，遵守尊卑贵贱身份等级，以保证大一统政治“常治无极，舆舟不倾”。这充分表明了秦始皇对大一统政治局面长治久安的强烈期许和高度认同。
统一天下是战国时期统治者们共同的政治向往，在这一点上，法家、儒家等政治思想流派具有一致性。事实上，秦始皇在建立政权过程中，以法家思想作为政治指导，同时也兼收诸家。秦博士里就有不少是儒生。秦始皇登泰山封禅，也是儒生们出的主意。这表明秦王朝建立之初，秦始皇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国家统一和君主专权。随着大一统思想的逐渐强化，加之李斯的推波助澜，秦始皇最终“禁绝百家”，实施了思想文化专制政策。
秦始皇的大一统政治思想，顺应了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利益要求，客观上则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一步发展。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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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刑峻法的法治思想
尚武恃刑、轻罪重罚是战国时期秦国法家的治国主张之一。秦始皇秉承这一传统，实行严刑峻法。秦始皇称帝前后的《秦律》较之商鞅时发生了很大变化，名目繁多，极为严苛且刑罚酷烈。如《焚书令》规定“诽谤者，族”，“以古非今者，族”，“偶语诗书者，弃市”等。公元前年，“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未能成功，被“诛九族”。秦王政仍然“恚恨不已，复夷轲之一里，一里皆灭”(《论衡·语增》）。秦始皇专任刑罚，“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汉书·刑法志》）。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政治暴力思想是法家重刑主张的极端化发展。
以秦始皇、李斯为代表的秦统治者承袭了韩非的文化专制思想，并付诸政治实践。秦统治者以暴力方式收缴焚烧书籍、坑杀儒生，“天下以吏为师”，将专制统治推向极致。这正是秦始皇严刑重罚思想的典型表现，体现了秦统治者政治思想的专制本质。
秦始皇的严刑峻法和文化专制思想，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秦统治者滥刑酷杀和滥用民力，加剧了社会矛盾，将百姓推到了死亡的边缘，最终引发了秦末农民战争。二是思想文化的残暴专制，不仅造成了民族文化的空前浩劫，而且将士人阶层推向了对立面，削弱了秦统治集团的政治基础。此二者相互叠加，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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