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白癜风医院电话 http://pf.39.net/bdfjc/140112/4325496.html野莽按对中国人民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仅仅要对经济和政治关系进行革命，同时也要继续破四旧，也要和旧的文化、道德和精神的枷锁彻底决裂，也要摆脱神权、族权、夫权和皇权的枷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斗私批修，从而让“德先生”和“赛先生”深入每个人的心中，让每个人都学会关心国家大事，让送毛选代替送彩礼，让全体人民树立共产主义的新道德，从而实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两个决裂”！
破“四旧”，是历史交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巨使命，也是人民的期盼。
今天，当我们年轻人面对天价彩礼，在婚姻的道路上望而却步的时候，我们知道，21世纪的“破四旧”工作，已经成为关乎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了！
这种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陋习和攀比心理，我们还要继续带到22世纪吗？
由此，我们也更加感恩，毛主席曾经通过“破四旧”运动，为我们创造出一个波澜壮阔、激情燃烧、破除迷信、意气风发、团结一心，积极向上、清正廉洁、海晏河清、风清气正、公平正义的毛泽东时代——前无古人的毛泽东时代！
“破四旧”——功不可没！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年4月27日，毛主席致信田家英：“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方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毛泽东年谱》下册第三卷第页）
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初读的贾谊的文章恰恰是毛主席说的“可略去”的《鵩鸟赋》，尤其喜欢里面的“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一句，这句话的大意是说，人生来就是要受苦的，这些年，每逢失落失意，我总是忍不住把这句话拿出来聊以自慰，但这不过是小布尔乔亚式的无病呻吟，毛主席认为“可略去”并不让人意外。众所周知，毛主席是文章大家，其所写的政论的深度、高度即便是放到千年的时间维度中去比较，也是首屈一指的。话说，一个人水平越高，眼光难免就越挑剔，既然如此，《治安策》为何能得到毛主席的欣赏，甚至被毛主席称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呢？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鲁迅对《治安策》的评价同样极高：“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那么，《治安策》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我相信，年的毛主席是绝不会无缘无故的提到《治安策》的，那么，是否《治安策》与毛主席在反右、大跃进期间遇到的诸多现实问题紧密相关呢？《治安策》一文很长，我们一段一段来欣赏。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贾谊在《治安策》的开篇就说当下局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完全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一点都不“和谐”。毕竟，别人都在忙着溜须拍马，歌功颂德，都在说什么“天下已安已治”，可谓太平盛世，如你所愿，与那些人的乐观与高调相比，贾谊的“胡可谓治”可算大倒冷灶，大洒狗血了。不过，在贾谊眼里，那些溜须拍马的人都是火不烧皮不疼，只要火还没烧起来，那些人是不会认为有危险的，而在贾谊看来，这种轻视忽视潜在危险的心态恰恰隐藏着最大的危险。不得不说，贾谊说出这番倒冷灶，洒狗血的话是有一定风险的，毕竟，忠言虽忠可特么逆耳啊，但是，你不说，我不说，大家都不说，那又该由谁来说呢？总不至于你好、我好，就真的大家都好了吧？由此看来，贾谊不但有水平还是很有风骨的一个文人。贾谊的这番话有没有打动当时的统治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番话显然打动了人民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个习惯了居安思危的人，尽管时间到了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都让新生的中国人欢欣雀跃，但是，此时的毛主席依然充满忧虑，毕竟，毛主席是一个愿意将困难想在前面的人，就像毛主席自己所说的那样“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因此，年，在全国上下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毛主席才会说“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国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国内出现大饥荒，右派可能作乱”。可是，那个时候真正向毛主席般清醒的人是不多的，大多人心里想的是“水利化”、“工业化”等各种“化”的问题，想的是通过三两年时间“毕其功于一役”的问题，这种近乎狂热的激情，近乎盲目的信心只会加深毛主席的忧虑，估计毛主席心里想的恐怕也是贾谊所说的那句“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吧。不过，这些话，毛主席是不好明说的，毕竟，作为领袖的毛主席不能泼冷水，他更需要的是引导民众的热情和信心，因此，将《治安策》推荐给田家英并顺手推荐给陈伯达、胡乔木就显得用意很深了，至于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等人是否有对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这里说点题外话：作为一个爱国者，到底是该将困难想的多一点，还是应该将成就说得多一点？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辩证的一分为二的看，你不能总是说困难，整天自己吓自己，搞到最后什么信心都没了，同样，你也不能总是说成绩，整天自己吹自己，自我陶醉自我麻痹，等到真出了问题的时候就只能傻眼了。这就是我的态度，经常读我文章的人相信都是知道的。我是痛恨那些整天溜须拍马、歌功颂德的人的。我同样痛恨那些整天自己吓自己，将国家说得一片黑暗一无是处的人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是支持说成绩的，当然，我同样支持说困难，关键是如何把握好“度”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是说成绩还是说困难，除了实事求是外，说成绩的时候起码应该做不到不肉麻，说困难的时候起码应该做到不偏激。中国人的嘴是用来讲情的，理是放在心里的，即便是批评也应该注意方式方法，而不能恶狠狠、凶巴巴的，毕竟，你要的是说服别人，而不是胁迫别人。换句话说，就算你说得再有道理，如果方式方法欠妥，也可能会激起别人的反感甚至防卫心理，由此，相信很多人就能明白毛主席所说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意思了吧，好的政策是第一位的，但也需要好的策略去推行啊。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三人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毛主席向三人推荐《治安策》，可谓用心良苦，至于田、陈、胡三人是否能领悟到毛主席的良苦用心，从后来的历史事实来看，答案极可能是否定的。《治安策》第二段：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叙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在第二段中，贾谊花了大量篇幅给文帝描绘了一个如果听从其建议的美好前景。可以说，无论是“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上配太祖，与汉亡极”还是“至孝、至仁、至明”，都算说到文帝心坎里去了，可想而知，一旦文帝接受了这样的心理暗示，自然会认真倾听并郑重考虑贾谊的建议。贾谊的语言技巧是非常值得学习的。我们都知道当年庞统向曹操献将船只锁起来的“连环之计”的时候，庞统对曹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周郎周郎，克期必亡”，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周瑜啊周瑜啊，你很快就要完犊子了”，这句话显然正中急于一巴掌拍死周瑜的曹操的下怀，如此，庞统接下来的意见自然更会为曹操所重视。毛主席在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曾描述了未来中国的“两个前途”，一个是“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是你，你选择哪个？历史见证了中国人民的选择，他们毅然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大踏步的走向了“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新中国。由此可见，无论是贾谊、庞统还是毛主席，都是语言艺术的大师。当然，有贾谊、庞统、毛主席这样的“成功典型”，自然也就有“失败典型”，比方说中国当下的公知。公知经常说我们国家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他们却既开不出“药方”更给不出“答案”。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有句名言“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然而，公知的问题在于，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新世界”在哪。讲真，公知不是不想描绘一个“新世界”，而是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心目中的“新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总不能说他们心目中“新世界”是俄罗斯、伊拉克、又或者乌克兰吧？如果他们真这么说了，我想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中国人就一定不可能跟着他们走的。毕竟，如果有人“新世界”的影子还没看到或者看到的“新世界”还不如“旧世界”，就忙着去破坏“旧世界”，那就真的不是蠢就是坏了。
《治安策》第三段：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历史证明，贾谊的担忧是有必要的，因为汉朝确实亡于中央太弱而诸侯太强。特别是到了东汉末年，汉朝的末代皇帝汉献帝，更是轮着被董卓、曹操、曹丕等人欺负，最终，在曹丕的威逼之下，汉献帝无奈退位。当然，曹操当初怎么欺负汉献帝，后来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就是怎么欺负曹操的孙子曹奂的，这也算报应不爽吧。中国当下国泰民安，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方面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尚且暗流涌动，特别是那些公知还整日上蹿下跳，可想而知，一旦经济持续下行，甚至真的像毛主席说的万一“国际国内出现什么问题”，那些公知会如何表现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治安策》第四段：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贾谊在论述这一段的时候，想必一定联想到了周朝，因为周朝也是因为诸侯太强中央太弱而最终分崩离析的，这就是以史为鉴。当诸侯势力大到了一定程度，就一定会谋求篡位或者独立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好比当年，曹操不好意思称帝，但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了，司马懿不好意思称帝，但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称帝了，区别只在于早晚罢了。至于近在眼前的民国就更不用说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究竟能控制全国多少地方，相信蒋介石心里比谁都更清楚。这就是为何中国一定不能实行联邦制的原因。有人说，美国实行联邦制不也挺好的吗？说这种话的人简直是要笑死人，美国的历史才多久啊，有汉朝的年长吗？有周朝的年长吗？由此可见，如果有人坚持用美国“论证”联邦制好处的论调，特别是在美国一盘散沙的当下，要么傻的可以，要么坏的可以。述往事，知来者。我们读《治安策》也好，读《毛主席年谱》也好，根本目的是为了学以致用，那么，贾谊和毛主席的“居安思危”的思想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曾预言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为什么毛主席能那么肯定？难道毛主席真的像诸葛亮那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答案其实没那么复杂——毛主席早已从历史中看过了太多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毛主席对历史的酷爱是很多人无法想象更无法理解的，否则绝无可能会将浩瀚的二十四史看了又看。读史明智、鉴往知来，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因此，年的毛主席让三大政治秘书田、陈、胡看《治安策》，一定是有着深刻用意的。虽然田、陈、胡三人有没有理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似乎可以通过毛主席当年“倾情推荐”的《治安策》去更深入的了解年的毛主席和年的中国。《治安策》第五段：黄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肴乱，高皇帝与诸公倂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在第五段中，贾谊一上来就引用黄帝的话：日中必，操刀必割。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到了中午要抓紧暴晒，拿着刀子要赶紧宰割”。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力劝文帝在还能够利用手中权力限制诸侯的时候要抓紧限制，否则一旦诸侯坐大，到时候就算想限制也限制不了了。为了说明“及早动手”的必要性，贾谊还进一步说“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说直白点就是现在你不限制他们将来你就只能杀他们了。优柔寡断的结果是可怕的，用贾谊的话来说就是“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意思就是真到了那一天，就连高祖皇帝恐怕都不能有一刻安宁，何况文帝你呢？回想毛主席时代，那些右派气势汹汹而来，毛主席果断“反右”，尽管后来有“扩大化”的错误，但“扩大化”的错误的锅不能让毛主席来背，起码主要责任不在毛主席。想当年，卢郁文不过在“民革”扩大会议上为共产党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收到了恐吓信，至于恐吓信的内容则是“劝”卢郁文“及早回头，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参考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这一件小事上就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右派的胆子大到了什么程度。因此，说难听一点，如果不“反右”，继续放纵右派，很可能有一天就要“杀右”了。可笑的是，那些右派至今都不明白，毛主席的“反右”恰恰是对那些右派最大的仁慈——要毛毛雨，不要倾盆大雨，这还不够仁慈？现在也是一样，那些公知整天发表各种不“和谐”不“斯文”的言论，删他们个号他们就哭爹喊娘，坦白说，我真的觉得那些公知太没有自知之明了。说句实在话，如果任由他们继续怼天怼地的怼下去，他们恐怕早晚会把自己给怼进去，要知道，任何言论都是有道德和法律的底线的，那些公知整天游走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难道他们心里真的一点Bnumber都没有吗？《治安策》第六段：然尚有可诿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
《治安策》第七段：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徵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在这两段中，贾谊主要是向文帝证明政治是与亲疏没有关系的，问题在于有没有机会。就像我们都知道的唐朝的“玄武门事变”，那可是血淋淋的手足相残，当然，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如果有人认为政治也可以温良恭让那只能说是太幼稚了。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残余部队联合各地土匪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大肆进行破坏，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试问，在那种情况下的“镇反”何错之有？但是，奇怪就奇怪在，恰恰就是有那么些或蠢或坏的人为那些“镇反”对象打抱不平，就像北大副教授阿忆为柏辉章鸣不平一样，我就不明白了，到底有啥可不平的啊？柏辉章这种人勾结土匪叛乱，不毙他毙谁？不是我们想不想温良恭让的问题，问题是对方绝不会温良恭让啊。在这里，贾谊还举了冯敬的例子。忠臣冯敬刚站出来揭发诸侯的不法行为，就被挂了路灯——“匕首已陷其胸矣”。看到了没？就算你对别人仁慈，别人可绝不会对你仁慈的。今天，公知之所以上蹿下跳，很大原因在于我们对公知确实太仁慈了，造谣的代价太小，推墙的成本太低。特别是前些年，一旦有人站出来揭露公知批判公知，马上就会被公知群起而攻之，轻则人肉骚扰谩骂，重则威胁殴打（侯聚森），别人不说，就我这么一个网络上可有可无几乎毫无影响力的普通网民他们都不放过，以至于就连我自己都记不清被那些人威胁过多少次了，至于谩骂侮辱那更是家常便饭。长此以往，此消彼长，正如贾谊所说“后世将如之何？”情形究竟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细思恐极啊！《治安策》第八段：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这一段贾谊说得非常生动，我来给大家翻译一下：“屠牛坦一早晨宰割了十二头牛，而屠刀的锋刃并不变钝，这是因为他所刮剔割剥的，都是顺着肉的肌理下刀。等碰到胯骨、大腿骨的地方，那就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去砍了。仁义恩厚好比是君王的刀刃，权势、法制好比是君王的砍刀、斧头。如今的诸侯王好比是胯骨、大腿骨，如果放弃砍刀、斧头不用，而要用刀刃去碰，我认为刀子不是出缺口就是被折断。”贾谊这番话很好理解，那就是对不同的人要区别对象，就像屠夫在屠牛时针对不同部位要用不同的器械一样，如果一味的用“软刀子”，在面对“硬骨头”的时候，很可能非但奈何不了“硬骨头”，还会把“软刀子”给损伤了。我们都知道，批判和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优良作风，毛主席更是非常看重“批评”的武器，但是，毛主席对“批评”同样区别对待：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利给反革命。多么辩证！多么睿智！多么深刻啊！言论固然是自由的，但从现实情况来看，有些人确实不配更不能有“言论自由”，因为一旦某些人有了“言论自由”，就等于手中掌握了“软刀子”，是一定会用来杀人的。别的不说，对于今天的公知所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相信大多数人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问题是，为何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治安策》很长很深，要读完还是很有难度的，说起来，这还是我很早之前挖的一个坑，是坑就要填，咱尽量挑能说的说，不能说的咱坚决不说，至于模棱两可的，咱绕着说说大概还是可以的。附：梁国太傅贾谊向文帝上疏说：“我私下认为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涕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原则的事，很难在一篇上疏中一一列举。那些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唯独我认为没有达到那种境界。那些说天下已经安定大治的人，不是愚蠢无知，就是阿谀逢迎，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来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之地；现在国家的情况，与此有什么不同！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在您面前详细地说明这一切，因而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案，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使为治，劳志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崐诸侯轨道，兵革不动，匈奴宾服，百姓素朴，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立经陈纪，为万世法；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
“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需要劳神苦思，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可以不加采纳；我的治国方策，享受的乐趣与现在相同，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匈奴归顺，百姓温良朴素，陛下在世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佳誉永垂青史，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太宗，得以上配太祖共享祭祀，与大汉天下永存，创设准则，标立纪纲，成为万世的法度；即便是后世出现了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仍可以安享太平。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使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能够辅佐您，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呼！
“封立的诸侯王过于强大，就必定产生君臣上下相互猜疑的形势，封王多次遭受祸殃，陛下经常为此担忧，这根本就不是安定君主保全臣子的好办法。现在有的诸侯王，本是陛下的亲弟弟，却图谋称东帝，有的本是陛下的亲侄子，却要发兵向西攻打京师；最近又有人检举吴王要图谋不轨了。现在陛下正当壮年，朝政没有过失，恩德有加，他们还做出这般事情；更何况那些最大的诸侯王国，权力几乎是上述几王的十倍呢！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但是，现在天下却基本安宁，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许多大国的封王年龄还小，不到成人的时候，汉朝廷所任命的太傅、相正控制着王国的权力。再过几年，封立的诸侯王基本都成人，血气方刚，朝廷所任命的太傅、丞相只能称病辞职而被罢免，诸侯王在封地内，县丞、县尉以上的官员都是他所安置的私人党羽；到了这种地步，他们还会做出不同于淮南王、济北王谋反的事情来吗！那时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是像尧和舜那样的圣人，也无法做到。
黄帝曰：‘日中必！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呼！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加之何！
“黄帝说：‘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一定要晒东西！手中握有利刃的时候，就要不失时机地宰杀牲畜。’现在如果按照这一原则行事，要保全臣子、安定君主很容易做到；如果不早采取措施，等到骨肉之亲已犯罪，再去诛杀他们，难道与秦朝末年君臣兄弟相互残杀有什么不同吗！那些自恃强大而谋反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廷已幸运地战胜了他们，却又不改变异姓王所以能够造反的客观条件；同姓诸侯王也会仿效他们而图谋叛乱，这已有征兆了，其形势又同以前一样。祸患的变化，不知它的去向，像陛下如此英明的皇帝在位都不能平安，保证社会安定，后世又会怎么样呢！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长沙乃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如此，则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我私下追寻前事的踪迹，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诸侯王先造反。长沙王国崐只有二万五千户百姓，在高祖封立的功臣王中，长沙王吴芮功劳小，但他的封国保存最完整，与朝廷的关系疏远，但却最忠心。这不仅因为吴芮的为人与其他诸侯王不同，也是国小势弱这种客观形势使他这样的。假设当初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各自占据数十城的封地而称王，到今天很可能已经残灭了；假若让韩信、彭越一类人物，受封为彻侯而安居，他们得以保全至今，也是可能的。那么，治理天下的根本大计就可知了：要想使受封的诸侯王都忠于朝廷，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都像长沙王那样国小势弱；要想使臣子不被诛杀剁成肉酱，最好的方法是让他们都像樊哙、郦商等人那样；要想使天下长治久安，最好的方法是分封许多诸侯王国而削减每个王国的实际力量。王国势弱就容易约束诸侯遵守礼义，封地狭小诸侯就不会有野心。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躯指挥胳臂，胳臂指挥手指，都能服从命令，诸侯王国的封君不敢产生异心，从四面八方一致听命于天子指挥。分割王国的封地，定立制度，把齐、赵、楚各分为若干个小国，使齐悼惠王、赵幽王、楚元王的后世子孙都按次序得到其祖先的一份封地，土地全部分割完毕为止；那些封地被划分为许多小国而国王的子孙很少的封国，先把分割的小国建立起来，暂时空悬封君之位，等生育了子孙之后，再让他们做先已建立的小国的封君；原属诸侯王国所有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百姓，天子都不贪图，这样做只是为了实现天下大治而已。如果做到这些，就是让婴儿做皇帝也会安宁无事，甚至于皇帝去世，只留下遗腹之子，群臣对先帝的衣物朝拜天下也不会发生动乱；这样，皇帝在世时可以实现大治，后代人也会称颂圣明。陛下是怕谁而迟迟不这样办呢！
天下之势方病大，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身虑无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也，又苦。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也，又苦。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目前天下的形势，正如同一个人得了足肿病一样，一只小腿几乎与腰一样粗，一个脚指几乎与大腿一样粗，平常屈指伸腰的活动都不能如意，一两个脚指搐痛，全身都无法应付。错过目前时机不给以医治，必定成为无法医治的顽症，以后即便是有扁鹊那样的神医，也无能为力了。目前的病还不仅仅是得了浮肿，还遭受着脚掌反转不能行走的折磨。楚元王的儿子，是皇帝陛下的堂弟；可现在的楚王，却是陛下堂弟的儿子了。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的亲侄子；可现在的齐王，却是陛下侄子的儿子了。与陛下血缘很亲近的人，有的还没有被封立为王，以稳定天下，而那些与陛下血缘很疏远的人，有的却已经手握大权，开始形成对天子的威胁了。所以我才说国家形势之险恶，不仅仅如同人得了浮肿一样，还遭受着脚掌反转不能行走的折磨。我所说应该为之痛哭的，就是这个疾病。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可为流涕者此也。
“天下的形势，如同一个人正在脚朝上，头朝下倒吊着一样。天子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天子是尊贵的君主。被称为蛮夷的四方部族，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是卑贱的臣属。现在匈奴态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夺地方，劫掠人民，极为不敬，但是汉朝廷却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黄金、丝绵和采邑的丝织品。双脚反而在上，头颅却在下面，这样倒吊着，谁也不能解救，国家到了如此地步，能说国家有贤人吗？这是值得人们为之流涕悲伤的。
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德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胜，可为流涕者此也。
“现在陛下不去进攻强敌而去猎取野猪，不捕捉造反的盗贼而去捕捉圈养的兔子，沉湎于微不足道的娱乐之中而不考虑消除大患，威德声望本来可以远播，但现在距离长安只有数百里外的地方，朝廷的威望和政令没有效力了。这又是值得为之流涕悲伤的事。
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且帝之身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以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崐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现在平民居住的房屋，可以用皇帝的衣饰材料装饰墙壁；地位下贱的妓女戏子，可以用皇后的头饰来打扮自己。况且，皇帝自己身穿粗丝黑衣服，而那些富民却用华丽的绣织品去装饰房屋墙壁；天子的皇后用来加在衣领的边饰，平民的小妾却用来装饰鞋。这就是我所说的悖乱。如果一百个人生产出来的丝绵绸缎满足不了一个富人穿用，要想使天下人不受寒冷之苦，怎么能办到呢；一个农夫耕作，却有十个人聚来分食吃，要想使天下人不受饥挨饿，是不可能的；天下百姓饥寒交迫，要想使他们不做奸邪的事，是不可能的。这是应该为之深深叹息的。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分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今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弃礼义，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此业壹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渡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船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鞅抛弃礼义和仁爱恩惠，心思全在于进取；他的新法在秦国推行了两年，使秦国的风俗日益败坏。所以秦国的人，家中富有的，儿子长大成人就与父母分家，家庭贫穷的，儿子长大后就出去当卑贱的赘婿；儿子借农具给父亲，脸上就显示出施恩的表情；母亲来拿簸箕扫帚，立即遭到责骂；儿媳抱着怀中吃奶的婴儿，竟与公爹并排而坐；媳妇与婆婆关系不好，就公开争吵。秦人只知慈爱儿子、贪求财利，这与禽兽已经没有多少差别了。直到现在，秦人的这种残余风俗还未改变，抛弃礼义，不顾廉耻的风俗，一天比一天严重，可以说是每月都在发展，每年都有不同。人们在做某件事之前，并不考虑它是否应该做，而只考虑能不能获取利益。现在甚至已有子弟杀其父兄的了。而朝廷大臣只把郡县地方官员不在规定期限内向朝廷上交统计文书作为重大问题，对于风俗的恶化，世风的败坏，却安然不觉惊怪，耳闻目睹都不能引起注意，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移风易俗，使天下人回心归向正道，这不是庸俗的官吏能做到的。庸俗的官吏只能做一些处理文书档案的工作，而不知道治国的大体。陛下自己又不忧虑这些问题，我私下为陛下感到惋惜！怎么不现在就确定根本制度，使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上上下下各有等级，秩序井然，使父子六亲各自得到他们应有的地位呢！这一制度一确立，后世子孙可以久安，而后代君主就有了可以遵循的准则了。如果不确立根本制度，就如同横渡江河却没有缆绳和船桨一样，行船到江河中心遇到风波，就一定会翻船。这是值得深深叹息的。
夏、殷、周为天子皆数十世，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过阙则下，过庙则趋，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弟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愧；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谚曰：‘前车覆，后车诫。’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崐。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嗜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曰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夏朝、商朝、周朝的天子尊位都传袭了几十代，秦作天子却二世而亡。人性相差并不很大，为什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有道而维持了长期的统治，秦无道而十分短促呢？这个原因是可知的。古代英明的君主，在太子诞生时，就按照礼义对待他，有关官员衣冠整齐庄重肃穆，到南郊举行礼仪，沿途经过宫门就下车，经过宗庙就恭敬地小步快走，所以，太子从婴儿时起，就已经接受了道德礼义的教育。到太子儿童时期，略通人事，三公、三少等官员用孝、仁、礼、义去教育他，驱逐奸邪小人，不让太子见到罪恶的行为，这时，天子从天下臣民中审慎地选择为人正直、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博学多识而又通晓治国之术的人拱卫、辅佐太子，使他们与太子相处，一起活动。所以，太子从诞生之时开始，所见到的都是正事，所听到的都是正言，所实行的都是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一直与正人相处，他的思想言行不可能不正，就好像生长在齐国的人不能不说齐国方言一样；经常与不正的人相处，就会变成不正的人，就像生长在楚地的人不能不说楚地方言一样。孔子说：‘从小养成就如同天性，习惯就如同自然。’学习礼义与开发智力同步进行，一起增长，所以无论如何切磋都无愧于心；接受教化与思想见解一起形成，所以道德礼义观念就如同天生本性一样。夏、商、周三代所以能长期维持统治，其原因就在于有教育、辅佐太子的这套制度。到秦朝局面全变了，秦始皇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他学习断案判刑，胡亥所学到的，不是斩首、割人鼻子，就是灭人家的三族。胡亥头天当了皇帝，第二天就用箭射人，把出以忠心进谏的人说成诽谤朝政，把为国家深谋远虑的人说成妖言惑众，把杀人看做割草一样随便。难道这仅仅是因为胡亥天性凶恶吗？是由于赵高诱导胡亥学习的内容不符合正道。民间俗语说：‘前车覆，后车诫。’秦朝所以很快灭亡，覆车的辙迹是可见的；但如不避开，后车又将倾覆。天下的命运，决定于太子一人，要使太子成为好的继承人，在于及早进行教育和选择贤人做太子的左右亲随。当童心未失时就进行教育，容易收到成效；使太子知晓仁义道德的要旨，是教育的职责；至于使太子在习惯中养成善良的品行，就是他的左右亲随的职责了。北方的胡人和南方的粤人，刚出生时的哭声一样，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同；等长大之后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各操自己的语言，虽经多重翻译都无法相互交谈，有的人宁可死也不愿到那里生活，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异，完全是教育和习惯所形成的。所以我才说为太子选择左右亲随、及早进行教育是最为紧迫的事。如果教育得当而左右都是正直的人，那么太子就正了，太子正天下就可安定了。《周书》上说：‘天子一人善良，天下百姓全都仰仗他。’教育太子是当务之急。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无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崐于将某一行为在它即将发生之前给以制止，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易见，而礼的作用难知。用奖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如金石；实施这样的法令，准确无误如春夏秋冬四季；有了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能认为先王不使用奖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杜绝在尚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自己不知不觉地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孔子说：‘审理讼案，我与别人一样；然而我一定要使讼案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首先应审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在内确立，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于外。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完全覆灭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本来就是一个大器物；现在人来安置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情况，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周武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子孙相传数十代，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几乎祸及自身，而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这样说：‘要判断某人所说的道理正确与否，必须观察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去观察、分析呢！君主的尊贵，如同大堂，群臣好像堂下的台阶，百姓如同平地。所以，如果有九层台阶，堂的边角远离地面，那么，堂就显得很高大；如果台阶没有层，堂的边角接近地面，堂就很低矮。高大的堂难以攀登，低矮的堂屋就容易受到人的践踏，情势就是这样。所以古代明君设立了等级序列，朝内有公、卿、大夫、士，朝外有公、侯、伯、子、男等封爵，下面还有官师、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级分明，而天子凌驾于这个等级序列的顶端，所以，天子的尊贵是高不可攀的。
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呼！被戮辱者不泰迫呼！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呼！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尊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俗语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尚且怕砸坏器物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对于那些接近皇帝的亲贵大臣呢！君主用廉耻礼义来约束君子，所以对大臣可以命令他自杀而不能刑杀和侮辱。正因为如此，刺面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都不施加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就在君主身边；按照礼的规定：臣子不敢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的年龄，用脚踢了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草料，就要接受惩罚，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崐主有不敬行为。现在诸侯王、列侯、三公这些高级官员，都是天子要改容礼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现在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接受刺面、割鼻、剃须发、断脚、笞打、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正如同堂没有台阶了吗！遭受杀戮凌辱的人不是太迫近皇帝了吗！不提倡廉耻，那些手握大权的大臣，不是就要虽有朝廷大员的地位却像刑徒罪隶那样毫无羞耻之心了吗！望夷宫事变，秦二世被判重罪，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惯习。我听说：鞋不管怎样光鲜，都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不管怎样破旧，不能用来垫鞋底。如果一个人，曾经出任过高级官员，天子曾庄重地对他以礼相待，吏民曾对他俯伏表示敬畏，现在他有了过失，陛下免去他的官职是可以的，斥退也可以，命令他自杀也可以，诛灭也可以；如果陛下下令让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做官府的刑徒，管理刑徒的小吏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些恐怕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卑贱的人熟知达官贵人一旦犯罪被贬责，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凌辱，这是不利于提倡尊重高官、礼敬显贵的。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废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是‘不饰’；有犯了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罪名的，不说他淫秽，而是说他‘帷薄不’；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他‘下官不职’。所以，显赫的大臣即是确实犯了罪，仍不直接点破他所犯的罪过，还是迁就他，为他避讳。所以那些罪在严谴、斥问范围的大臣，听到严谴斥问就身穿丧服，白帽悬挂毛缨，带着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专用于官员请罪的请室，接受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去捆绑牵引他。其中有犯了中等罪行的，听到了判决罪名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割他的脖子。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旨意之后，就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揪着他的头发斩下首级。君主可以说：‘您自己犯有过失，我对您是以礼相待的。’君主对臣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爱；君主以廉耻约束臣子，臣子就会重视气节品行。如果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报答君主，那他就不像个人了。这种习俗如果蔚成风气，那么做臣子的都只考虑操行，而不去考虑利益，坚守气节而尊重大义，所以君主可以放心地委托臣子掌管治国大权，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君位继承人托付给大臣辅佐，这就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结果，君主有什么损失啊！放着这样的事不做，却长期地实行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所以我说，这是值得深沉地叹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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