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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期开始开设新栏目“青衿之志”,推送《中国法律史》课程中的部分优秀课业成果,旨在推广传承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提高青年人保护历史文化的专业素养,展现新时代大学生踏实学习、严谨思考、志在高远的新风貌。继隗同乐同学《商鞅变法两千三百七十七周年祭——法学者在诉说》之后推出法郝嘉铧同学佳文,愿读者多提宝贵建议。
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小议“商鞅变法”
文:郝嘉铧
《史记·秦本纪》中有这样一段:“秦使武安君白起击,大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尽杀之”。这是对于长平之战秦国战胜后对待投降赵军的行为的记载,此时商鞅变法已经在秦国推行了近百年之久。
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法,是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被后来很多改革家屡屡援引的成功范例。上述的长平之战就是商鞅变法的成果之一,不仅如此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变得“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国富兵强”。而在成功背后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两点。
首先,商鞅所处的时代背景对于他的成功起主导作用。战国时期战乱不断,周朝建立的分封制逐渐瓦解,处于地理位置弱势的秦国为了与众中原国在外交等多方面争取一席话语权,采取了广纳贤士的方法。他选择以法治国。商鞅变法时的“以法治国”与现代的“依法治国”有很大的不同。现代的依法治国是指法律在国家治理中具有最高的权威,通过法律来对权力进行限制和规范,从而达到国家的治理,其相对应的是人治,即人作为最高的权威。而商鞅变法中的“以法治国”是为了突出“法”的地位,即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而非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这里的“法”并没有最高权威的意义而是具有工具意义,突出与以“礼”治国的区别。《商君书》里提到的“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便是他使用思想严刑峻法的生动表达。“盛世用儒,乱世用法”,不是法家思想优于当时社会中的其他思想流派,也不是秦孝公选择了商鞅,而是这个时代的需要。战国时期硝烟不断,仁义忠孝、休养生息并不适合作为主流思想被推行。“好的”不一定是“对的”,商鞅准确的把握住了时代发展的洪流,把握了秦国的发展需要,恰如其时的运用了法家理念,助秦国一臂之力。
其次,商鞅准确把握秦人的需要和民族特点。这也是商鞅成功的关键点。首先,他用较为先进的前瞻性思维,意识到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命脉;同时,他也认识到军事是国家治国之重。秦国人的性格偏向于崇武尚战、勇悍坚韧。秦部族在早期发展中不断向荒凉、空旷的西北地区迁徙,面对陌生而艰难的新环境,需要他们具有坚强的毅力和巨大的勇气以及团结精神来支持他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布满西北地区尚处于游牧阶段的戎狄部落正处在富于掠夺性、侵略性的发展阶段。在势力强大时,他们侵略秦人的领土、掠夺秦人的财物,秦人更需要团结一心的勇气和强大的战斗力来面对游牧民族的侵略。在西周时期,周天子也并没有在中原地区与秦国“分一杯羹”。因此,秦人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站稳脚跟、开创基业,必须也只有依靠武力,在刀光剑影中巩固并开拓属于自己的领地。长期处于战争的环境中,不怕失败、不怕挫折,把为部族的生存和发展而战视为光荣,把杀敌立功者视为英雄,就成了秦人的心理共识。另外就是秦国人在长期的战争中形成的重功利、轻伦理的价值观念。严酷的生存条件和不断的战争,使秦人需要并非理论上的加持而是对现实世界物质层面的探求和对本国政治地位的需要。所以,人们关心的是生产、作战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利与害,而不注意仁义之兴废、礼乐之盛衰以及道德之完善等思想层面上的建设。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大量篇幅是涉及到秦人的经济生活等实物方面的记录,但对国家大事等却很少提及。由此可见,秦国从统治者层面起都是非常注重功利主义的,统治者希望将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而商鞅带来的“法家思想”适时的满足了秦国人的物质需求、心理追求和精神需要。
在历史的长河里,商君曾立足于朝廷与秦孝公滔滔不绝、侃侃而谈地表述着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忽视了一点:“法”并非是道德层面的至高点,而是规范人性的底线。商鞅经景监引荐,先后四次拜见秦孝公。第一次大谈上古三皇之大道:告诉秦孝公如何做一个有道明君;第二次见大谈春秋五霸之道:仁义、权谋与法制建设结合,也就是爱民与加强国家经济建设,而秦孝公明显对这两种治国之道不感兴趣。而第三次,商鞅在“确认过眼神后”决定只谈《商君书》中“富国强兵”的治国驭民之术,两人畅谈了三天三夜。一位是胸怀大志却无处施展的士子,一位是年轻即位想要大展宏图的君王,二人一拍即合。也许是处于野心,也许是急于求成,商鞅变法的确让秦国在短时间内靠着严刑峻法、毁商弱民的方法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增强国力的机制,但“车裂”的结局也从一定层面上证明,他的“霸道”存在着很大问题。第一,商鞅的变法触及到的利益群体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无法撼动的贵族群体。他曾“一视同仁”的对待过曾经的太子,而在太子继位后,那些被他的严刑峻法惩罚过的臣子在本就对商鞅积怨已久的秦惠文王处告他谋反之罪,最终将他“绳之以法”。第二,商鞅推行相互监督、相互检举的连坐制度。连坐制度确实可以将权利集中化,但是也造成了秦国百姓相互告密、人心惶惶,甚至商鞅自己在被全城通缉想要投宿旅店时,店家也因为他不能出示身份、怕被别人告发而将他驱逐。第三,他的野心让他对故国“背信弃义”。为了展现出变法的优越性和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强大国力,他曾打感情牌俘虏了魏国主帅公子卬,使得魏军被迫割地求和。这一点也可以体现出,商鞅变法未得“民心”、未得天下,他只能也仅能维护本国统治者的即时利益,在外交等方面,商鞅变法存在着一定的诟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赫赫有名的秦朝只存在了短短14年的原因。
晚清时期,商鞅方升从历史的尘埃里浮现于世。商鞅方升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采用以度审容科学方法的一个量器,而商鞅所崇尚的“法”也是一杆公平的量器。一个强大的国家,必定会有统一的法度作为背后的支撑,每一个国宝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他们都在用自己褪色的衣钵为现在的我们讲述着属于它或者它的主人的故事。商鞅方升的历史,便是一部计量史,而商鞅的人生,则是一部史诗级的传奇。商鞅方升不属于一个人,而是属于一个国家,它的背后藏着秦国崛起的秘密,也藏着商鞅本人的“真容”。
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商鞅选择方方正正、刚正不阿的过完自己的一生,没有人可以为他选择的路下结论,他的选择也不涉及对错,只是在人生的岔路口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结局,也许就是在商鞅看到了秦国的招纳贤士帖的那一刻,成就了千百年的历史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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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嘉铧
女,18岁,北京建筑大学法21级学生,担任法班学习委员。毕业于北京市东城区第六十五中学。曾承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群众联欢”的演出任务以及宣讲活动;参与“翱翔计划”、“雏鹰计划”等市级生物、化学类培养项目;获得第九届“书香燕京”征文比赛一等奖、全国科幻文大赛三等奖等奖项,多次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
文字:郝嘉铧
排版:喻晰匀姝
审核: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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